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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8 19:00:24瀏覽519｜回應0｜推薦16 | |
| 近日甫讀畢近史所雷祥麟所長的鉅著中文版：《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題目看起來很謙遜，很專業，很「小眾」，旦細讀下去，在種種「顛覆了我的近代史認知」的驚嘆聲之外，筆者還不斷地反問自己：我們，在日常求知的過程裡，在自己以為無懈可擊的「接受資訊、判讀結果、認知心證，最後全盤接納」的思考中，會犯下甚麼樣的錯誤？ 筆者先行列下這本書的啟發與衝擊，之後再逐一詳述： • 西醫或是所謂現代醫學，中醫或是所謂傳統醫學，其興起或轉化，都與「政治」密不可分？ • 原來近代中國所謂「科學救國」，一開始根本沒有「醫學」的角色？ (按：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派遣的留學生即有軍醫專業，像日後成為著名作家，與西洋女子大談戀愛的森鷗外，便與大山巖與東鄉平八郎等大老同期) • 現在所謂「傳統中醫」，其實是一個全新的創造，是中西醫多項傳統與實務，混血嫁接的成果？(按：這即是作者取題「非驢非馬」的涵義) • 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史觀，在所謂「進步的 vs 落伍的」、「開放的 vs 保守的」的大旗之下，光譜的二端，其實具有無限組合的可能 在這本可以做醫學史，科學史，也可作為政治史與社會史的著作中，作者以鮮活生動的筆法，像新聞記者或報導文學者般，記述了「中醫」的「絕地大反攻」。當初被矢志救國的志士仁人們深惡痛絕的傳統醫學──孫中山臨終前的最後掙扎，梁啟超寧願隱匿西醫割錯腎的醫療糾紛，到了20世紀中葉，竟神奇地化身為另類科學的代表： 1971年，紐約時報記者雷斯頓，在尼克森歷史性的破冰之行前，實際親身體驗中醫針灸術的神奇後，寫下了「就像此刻中國的一切事物，這所醫院正在嘗試將非常古老與非常新穎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而此種「結合古老與新穎」的嘗試，何曾僅只濫觴於1971！作者將時序倒回近百年，從1900年代兇殘的「滿州鼠疫」開始，為了不讓列強有涉入中國內政的藉口，為了躋身「文明開化」國家的一員，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國孤注一擲，起用海外華人伍連德博士主持抗疫。滿州鼠疫抗疫的整個過程，正像作者引用病菌理論之父柯霍的名言：在各種改善衛生的奮鬥之中，霍亂「是我們最好的盟友」。 作者引述了東三省總督錫良，呈給朝廷的報告書，便可看出這樁單純的公衛事件的政治意義： ……在成功遏制鼠疫之後，錫良竟決意在報告書序言中，長篇陳述自己對於抗疫措施的強烈保留、疑惑不解、乃至沮喪哀傷，讀之令人動容。他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世局已不容中國不積極控制傳染病；若要維護主權於不墜，中國必須加入全球傳染病監控體系。但和其他晚清士人一樣，錫良懷抱著在傳統文化中所陶養的道德意識，對於抗疫所見感到毛骨悚然。他將六百字的序言完全投入描寫「防疫新法」如何迫使同胞違反人倫親情：「親屬畏災，棄疫者於病院」，「骨肉之親不得省視」，「及其既死……，據其衣衾棺槨而付之一炬。」 錫良質問西醫為何要執行這種「慈父孝子所耳不忍聞、目不忍見」的政策，「西醫則以此為人道主義」，他不得不嘆道「天下事豈可以恒理測耶」，而將判斷留給讀者。 (清廷的抗疫措施) 「是西方所採用手段中 (對社會生活)侵擾度最高的。即便是在帝俄晚期，都已無法想像執行如此大規模的集體火化與強制檢疫，更遑論是在西歐。」更有甚者，滿洲鼠疫的經驗強化了國家醫療菁英與平民百 姓的二元對立，在疫情囂張的壓力下，政府官僚與醫療菁英將人民當成愚昧無知、欠缺理性、自私自利，只有他們知道看不見的鼠疫桿菌，也只有他們知道如何確保公眾的福祉。國家菁英覺得別無選擇，只能硬下心腸執行他們自己都認為殘忍至極的政策。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矛盾的困境，同時全知、慈愛，卻又殘忍。如果滿洲鼠疫的確是公共衛生傳入中國的歷史分 水嶺，那麼非常不幸地，這個歷史突破的部分遺產就在於催生出國家菁英與平民百姓間的二元對立。 最後，雖然滿洲鼠疫是一個廣受稱頌的歷史性事件，它最具革命性的面向卻少為人知，……源於疫情爆發於東北這項歴史偶然，日俄兩大帝國爭雄於此，威脅中國的主權，在這種地緣政治的情境下，清朝終於認識到公共衛生的政治功能，以及在這種功能上西醫遠勝中醫的優勢……滿洲鼠疫使西醫發展出一個與國家結盟的策略，將公衛措施轉譯為建構現代國家，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這項策略深遠地形塑了此後中醫與西醫的歷史軌跡。(引文終) 滿州鼠疫，也成了西醫進入中國人視野，視其為唯一「正統醫療」方式的契機。 我們到了這裡，應可憬然發現：原來近代中國所謂「科學救國」，一開始根本沒有「醫學」的角色？如果說1865年江南製造局的成立象徵著中國人對於富國強兵的決心，那麼以上錫良的肺腑之言，足足晚了將近半個世紀才成為中國人的共識。都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當時人們所信仰的，是「中醫長於治療，西醫擅於預防」──直到滿州鼠疫戳破了那層粉飾的薄紙，傳統醫學被迫承認對於科學新知的不足──細菌、神經、內分泌、血液循環，這些在在挑戰著中醫們所認知的醫療理論與實務。 情勢到了1920年代，伴隨政治情勢的進展，中西醫之爭又進入了另一個急轉直下的階段。無論國民還是共產黨，都將「公共衛生視為國家義務之一。1928年，國民政府曾短暫設立衛生部便是有利的例證。而真正觸發中醫們危機意識的，是1929年，由西醫師主導的中央衛生委員會的舉措：他們無異議通過了「廢止中醫」的提案。 面臨生死存亡的中醫，被迫接受了「中醫科學化」的妥協方案，擱置理論，而集中精力在可以與西方科學接軌的藥理學研究上，與經驗醫學上。從麻黃素，常山，到榮獲諾貝爾獎的青蒿素，中藥被主流醫學接納的同時，中醫卻徬徨歧路，因為就如1920年代余巖《靈素商兌》所主張的，「既然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說謊，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這樣講起來，中醫的治病，究竟是靠著什麼呢?」 「針對這個中醫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余巖提出四種可能的答案。不意外，第一個選項就是中藥。第二個選項是傳統醫師的用藥經驗。第三，即便在沒有接受有效醫療的情況下，病患偶爾會也會自行痊癒。至於第四個選項，則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安慰劑效應 的權威診斷和預測對病患帶來的心理效果。由於最後兩個選項意味著中醫根本無效，因此余巖把中醫的實際效果歸因於他所謂的中醫「事實」，也就是中藥與經驗。他進一步主張，在中藥的治癒效果方面，「他們的理論和他們底事實，是完全兩事。」因此，正當余巖指出中藥與經驗是中醫最有價值的本質時，他又同時將這兩者與中醫理論徹底脫鉤。」(引文終) (按：即使中藥被證明有效，仍然面對著「過程不科學」的爭議與挑戰。這一點作者以科學研究「一二三四五」的順序──一化學分析，二動物實驗，三臨床應用，四人工合成，與五改良結構，敘及了中藥科學化「五四三二一」的「倒行逆施」的窘境，闡述的非常精彩) (在常山研究的章節，作者敘及「日本常山」與「中國常山」的差異，因取材不同而可能導致化學與藥理研究的誤差，顯示中藥為人所詬病的「草根樹皮」，難以量化標準化的缺點。我則聯想英國海軍「德瑞克船長的果汁」公案：為了防止壞血病在長期出海的水手間蔓延，十七世紀的英國海軍就有了配給農所檸檬汁的配方，並說是英雄德瑞克船長發現的。但後來因為改用西印度群島的萊姆製作，維生素含量不足導致此神奇藥方暫時失效。) 中醫至此，脫離了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故紙斷編，只以經驗與部分中藥續命，其「非驢非馬」的尷尬無以復加；而其與西醫地位之爭得以突破，實亦歸因於政治。1940年代伊始，國共二黨均著意爭取農村與農民的支持，國民黨政府在1947年頒布憲法，正式宣告政府的公醫政策，明定國家應提供全民免費的醫療照護──此時仍然是只有西醫進入政府的規劃眼界。 而1930年代的河北定縣鄉村改造經驗，為日後的共產黨政權進入農村，以「赤腳醫生」為農民提供全面性醫療照護的政策，提供了理論與經驗的基礎。而共產黨有異於西歐傳統科學的意識形態，使「人們能夠想像一種與發展於資本主義西方的科學截然不同的『中國科學』」，於是共產黨政權大量借用中醫人力，藉由普遍性的實踐，從而奠立了今天的TCM 「傳統中醫」。 作者在本書的最後，引述了河北定縣鄉村改造醫療實驗最大功臣，陳志潛醫師的反思： 「反諷的是，當國民黨政府把公醫政策寫入憲法之時 (1947年)，即便連中醫界都欣然接受，陳志潛卻不認為那是個應該慶祝的歷史時刻，反而應當徹底檢討並重新設定中國的公共衛生政策。……『中國醫學問題』……降低中國的超額死亡率一直被視為公共衛生的衡量標準與中心目標。為此目標奮鬥二十年之後，陳志潛卻坦承，他終於明白真正威脅中國國民健康的並不是死亡率，而是出生率。中國一旦成功降低了死亡率，那麼立刻就會遭遇到巨大的國家人口危機。他因此指出：『過去的公共衛生，希望減低死亡率，今後的公共衛生要著重減低生育率。』」 不到兩年後，共產黨就打敗國民黨而全面接掌了中國。對於中國的公共衛生而言，共產 黨政府是個比國民黨稱職許多的政府，對於鄉村人口來說尤其如此。此外，共產黨對於中醫 的支持也比較有力而且積極。反諷的是，在共產黨終於成功實現其公醫願景，從而解決了蘭 安生所定義的『中國醫學問題』後，撲面而來的正是陳志潛在一九四七年向同胞提出預警的 嚴峻問題——人口過剩。」(引文終) 如此前一階段的成功，反而觸發了下一階段，另個方面更大的危機。辯證週始，使人慨歎！ 最後，容我進一步闡發作者「非驢非馬」的微言大義。我們在解讀複雜的歷史社會現象的時候，常會犯下「黑 vs 白」的錯誤；作者指出：超越所謂「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史觀，其實「進步的」「落伍的」「開放的」「保守的」「革命的」「反動的」等諸多充滿情緒的大旗之下，在極限光譜的二端，其實具有無限組合的可能。 世上哪有絕對純粹的事物？我們引以為傲的「傳統」，真的是我們這個天選國族的獨特遺產，還是無數次混種而來的結晶？ 我想以東南亞地區來的華人普通話舉例。雖然都是華語普通話，但「我走先」(意思是我先走一步)，或「你還錢」(意思是你去付帳)，這些用詞或是句法的變異每每使我驚嘆。而結合了華語、英語、台語 (福建話)、馬來語的日常生活用語，更是這世界的複雜多樣活生生的見證。 以喝一杯簡單的飲料為例：如果在新、馬街頭點咖啡，講KOPI (英語)， 就會上來一杯熱騰騰的加糖加牛奶的飲料；嫌熱要冰的，就講 ICE KOPI (二個字都是英語)。 那如果不要加牛奶呢？要講 KOPI O──這個「O」，就是台語的「黑」；KOPI O就是「咖啡黑」。但這可不是我們一般的黑咖啡，因為它還是甜的。要來上一杯無糖無牛奶的，要講KOPI O KOSONG (馬來語「零」的意思，意思是不要糖)。如果睏意甚重，要濃一點，糖少一點的咖啡，就是KOPI GAO (台語「厚」) Siu Dai (帶著口音的台語「少甜」)。 語言，可以很複雜；但生活，其實很簡單，就像一杯咖啡，不就為了提神止渴？融合與混血，其實正是文化的常態。 看著巴沙 (可能是阿拉伯或印度來的詞彙，在東南亞意思是「市場」) 裡面，虔誠地對著華人土地公上香祭拜的印度大叔，或對著印度濕婆神恭敬獻上花環的華人婆婆，不由得思忖所謂「純正」、「傳統」或是「基本教義派」的意義……宗教，本初不就是為了心安而已？語言，本來的初衷，不也就是為了溝通而已？ 無論西醫中醫韓醫藏醫，不就是為了袪病延年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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