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為了拙著出版事宜，數度走訪台北市金華街上的月涵堂，望廬思其人，入室思所歷，因而想起了1980年我首度奉派為中央通訊社紐約分社記者，臨行前獲馬董事長星野先生在那兒召見的情景。

那時馬董事長也肩負其他工作重任，但他仍然非常關心中央社業務的發展，凡有同人派駐海外工作，他一定會在百忙之中挪出時間約見外派同人，親切垂詢同人抱負和未來工作計畫，並提供建議。那次拜見後，一直到1983年，他到華府召開北美地區同人工作檢討會議時，我才有機會再次見到馬董事長。

我於1973年考進中央社時，馬先生已由社長升任董事長，在記憶中，馬先生是一位話不多，看起來很嚴肅的長官，他很忙，我們小記者很少見到他，到了要出國前，面聆教益時，才發現他並不那麼嚴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我和內人決定要結婚時，很想恭請馬董事長為我們福證，可是每次看到他匆匆來去忙碌的樣子，都只好把含在口中的請求吞了回去。

後來父親的同事李際潤先生聽說了這件事，自告奮勇表示，他太太曾與馬董事長夫人辜祖文同學，可以替我們面請馬董事長證婚。在社裡，馬董事長曾為許多位同事主持婚禮，說來是很平常的事，但與眾不同的是馬董事長不但為我們福證，後來竟還幫我排除了一次可能的災難。

我們的婚禮原本訂在四月一日，誰知就在日期訂定後，後備軍人團管區來了一紙命令，要求我限日報到，參加一個月的教育召集，一直要到三月底才能結束訓練，我以結婚有很多事必須親自奔走籌備為由，向團管區請求延後參加集訓，那位團管區的軍官調侃了我一番，說我不妨請家人代勞，等結束訓練後，頂著一個光頭回來當新郎，嘲弄完畢，他還是同意我延後參加集訓。

誰知後來我們因故把婚期改到四月八日，但忘了再向團管區報備，等到結完婚想起這件事，趕去補辦報備手續時，那位團管區軍官堅稱我是有意"欺騙"他們，表示要以妨礙兵役的罪名將我移送軍法處辦。這話在今天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有點誇張，可是那是一個並不民主、不尊重人權的時代，那樣的事情可大可小，完全憑團管區主管人員心意作決定，對許多民眾而言，遇到那樣的問題，就必須找關係或送紅包設法化解。

我從來沒有遇到類似的事情，一生奉公守法的父親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新婚生活就在愁苦與焦慮中一天天過去，最後逼得沒有辦法了，我硬著頭皮去求見馬董事長的祕書，說明實際情況，請他代向馬董事長詳細報告，誰知隔了不到兩天，馬董事長的祕書就到國內新聞部找我，告訴我說，馬董事長已去電團管區，告訴他們說，我的確請馬董事長於四月一日證婚，但因馬董事長公務忙碌，才改在四月八日舉行婚禮，這件涉及軍法的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事後我一直不敢去問馬董事長為什麼這麼對團管區說，猜想馬董事長可能認為這件事並沒有違反做人的原則，沒有必要小題大做。馬董事長平日對自己、對同人的品行有很高的要求，但也有通權達變的時候。

我唸政大新聞系的時候，於1934年創辦新聞系的馬董事長早已離開學校，算起來，我是他學生的學生，在中央社，我也只是一名小記者，可是馬董事長就是這麼愛護部屬，在他的庇護下，只要我們的品德沒瑕疵，就可以全力發揮做一名專業記者。

四年前退休後，我時常在回憶中反復省思，想想在過去四十年記者生涯中犯了多少錯誤，特別是初進中央社的那些日子，假如不是馬董事長替我頂著，恐怕我無法如願做了這一輩子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