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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25 14:36:24瀏覽6562｜回應4｜推薦47 | |
一口氣讀完了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後，一直問自己我的一九四九在那裡? 那一年我六歲，在新竹北門國小唸一年級。 在那之前沒多久，不懂做生意的父親經商失敗，我們傾家作了賠償後，於農曆除夕那天晚上，擠上了一列慢車，從高雄到新竹投奔在台灣火柴公司服務的二舅，母親帶著我們三兄弟就暫住在火柴工廠旁二舅的宿舍裡，那是在新竹的鄉下，火柴廠員工都以製造火柴的廢品木枝作煮飯燒水的燃料，每次做飯時，弄得到處都是濃煙。 我們兄弟每天早上必須沿著田間小路，步行約一小時，到市區去上學，就像當地的孩子一樣，我們也用一塊花布把書本和便當對角包起來，綁在腰上，打著赤腳走路，沿途有一條灌溉用的水渠，水不深，清澈見底，可以看到一些小魚小蝦逆流而游，水渠旁開著各種顏色的花草，夏天的時候，矮樹上有一種紅色的知了和虎斑蜻蜓，我們有時貪玩，忘了準時到校，結果到了學校被老師責罵，放學回家還會挨打，被關柴房，但是我們從來都不知什麼是憂愁，也不曉得還有那麼多人在兵荒馬亂中逃難，離鄉背井，家人分散。 有時候，有幾個放牛的孩子會趕著大水牛來衝撞我們，田間路窄，我們只好跳進水渠中，放牛的孩子看到我們的可憐樣子，不禁哈哈大笑。 父親把我們安置在二舅家後，獨自到台北找工作，後來才聽說，父親有一次經人介紹到八堵應徵工作，到那兒才知道做不了，他那時身上只剩下回台北的車資，可是肚子很餓，於是把那一點錢買了幾粒芭樂，一路啃著，沿火車軌道走回台北。我日後唸板橋中學時，也曾沿火車鐵路從板橋走回台北，終於體會到父親那時頂著大太陽走火車路的辛苦。 後來父親在台灣省政府財政廳找到了工作，我們一家才又團圓，搬到了現在往永和市中正橋頭旁水源路的一幢白色小洋樓裡，那幢樓的樓上住著有兩個老婆的一位湖南籍國民大會代表，樓下住著我們和另一戶姓朱的財政廳同事。那時新店溪上的中正橋還叫作川端橋，我每天走過那座橋到螢橋國民小學上學，唸三年級，放了學也不肯馬上回家，總要在新店溪畔戲水，直到天黑肚子餓了才摸回家。 那時川端橋下的新店溪水流湍急，加上民間採砂作業，溪底有許多坑，形成了暗流與旋渦，每年夏天總有一些孩子不慎溺水，那些可憐的父母撫著孩子冰冷的身體呼天搶地哀號時，竟沒有對我們產生一點嚇阻，等到溪畔出現了露天歌廳和茶座時，那兒更熱鬧，更對我們有吸引力了。 川端橋下原本是槍決"匪諜"的刑場，後來改到現在三軍總醫院後水源地竹林中。那段日子裡，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有一輛輛的軍用卡車載押"匪諜"駛過水源路堤防去刑場，五花大綁的"匪諜"有的大呼冤枉，有的狂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1963年我當憲兵時，也曾到那裡執行任務，不過只有老兵敢槍斃人，我們那些小兵只敢站在一百碼外"護法場"。 有一天深夜，一群荷槍實彈的憲兵包圍了我們住的那幢白樓，帶走了那位湖南國代，事後我們才知道，他在大陸家鄉組織過自衛隊，曾供應槍枝給共軍，那位湖南國代從此下落不明，沒有人敢追問他被處決了沒有。我有一位住在廈門街的同學，他父親貪污被舉發後也被槍決了，我看到他們一家人哭著把老蔣總統的照片放在地上踩，撕成碎片。 那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白色恐怖時期，也是台灣風雨飄搖的時代，政府剛撤退到台灣，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美國還沒有與我國簽訂協防條約，中共卻揚言要"解放"台灣、"血洗"台灣，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過著清苦的生活，謹言慎行，深怕無妄之災臨身。 我們那時年紀小，並沒有感受到那種無處可逃的危機意識，但不時會看到日後東南水泥公司董事長陳江章的哥哥陳江石每次來探望父親，兩人低聲談到時局時臉上那凝重的神情。 等到我們過完了迷迷糊糊的童年，對周遭有了部分意識時，我已小學畢業了，台灣也逐漸在安定中發展，人們臉上的笑容也增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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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雜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