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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9 16:09:06瀏覽707|回應0|推薦13 | |
1986年我奉調回總社,經歷了許多外交人員常提及的"妻離子散",獨自提著行囊回到台北。 所謂"妻離子散"是指為了孩子的學業,不得已只好把妻兒留在海外,家分兩地,許多外交人員都有這種相同的經歷。有些人問: 為什麼不全家一起回台灣? 他們大概不很瞭解,孩子從小隨同父母到海外,過了幾年,孩子大了,上學了,那時父親若被調回台灣,他們很難回來上學,中文程度已跟不上國內學生,台灣沒有專為外交人員設的雙語教學學校。 我有一位長官那年帶著女兒一同回來,進了國民小學後,每次考試必須由老師唸考題,讓她口頭作答,唸了一段時候,最終還是只好再帶到海外繼續完成學業;還有一位從倫敦調回來的同事,他的女兒已無法適應國內學校,結果只好孤零零到海外當小留學生。聽多了那些切身的痛苦,那一年,我只好選擇讓妻子帶著孩留在休士頓。 記得在海外時,曾看到有一位日本同業奉調回國,他們很高興地開派對,向朋友與鄰人告別,我覺得跟我們很不相同,一問之下才曉得,他們奉調回國都有很好的安排,不但一回去就不必顧慮住的問題,連孩子讀書都有妥適的安排。當然,每一個國家的情況不同,沒有什麼好抱怨。 回到總社,原本奉派擔任國外新聞部外文組組長,但那時已升任國內新聞部主任的林章松希望我仍回國內部,承他美意厚愛,我不能拒絕,於是在國內部擔任政治組長;政治組有六位同人,其中包括後來跟隨李登輝總統的丁遠超,李登輝在任時,他曾奮不顧身地替李登輝的一些政策或談話辯護,李登輝卸任後,他跟了連戰,也曾出面批評李登輝。 我回國的那一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帶動國內政局的一些變化,新成立的民進黨為國內政治添注了一股新的力量,讓老大國民黨面臨了必須改革的壓力。在接下來的那一年內,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開放人民赴中國大陸探親,打破了兩岸近40年的隔絕,許多於1949年追隨政府來台灣的人急切回到家鄉去尋找親人,基於人道的立場,大陸當局也接納了他們。 經國先生接著於1988年1月 1日解除了報禁,若干新的報紙由是誕生。有人說,解除報禁代表中華民國真正有了新聞自由,事實上,新聞界人士並不完全同意這個觀點,當年實施報禁並非為了箝制新聞自由,而是因為台灣經濟尚未起飛,印報所需白報紙仰賴進口,而國家外匯存底有限。作為一個國家通訊社的記者來說,除了考慮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我們早已享有很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並沒有受到什麼限制。 關於解除戒嚴和報禁這兩大重要措施,我們在許多年後,讀到某些人的傳記或回憶錄時,常常讀到那些人在書中表示,經國先生是接受了他們的進言,才作出這樣重大的決定。可是當我們重新撿視以前的一些檔案時發現,經國先生有可能是胸中早有定見,也可能是他晚年身體不是很好,急於完成這件大事。 1986年10月,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 (Mrs. Katherine Graham) 率同該報北京辦事處主任Dan Southerland 等人訪華,於7日下午由當時的新聞局長張京育陪同拜會蔣經國總統,就在那次會晤中,經國先生向葛蘭姆表示有意解除報禁,拜會結束,他們一行回到旅館後, Southerland 一看還趕得上該報系另一家報紙國際前鋒論壇報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截稿時限,於是拿起電話就口述了這則消息,華府郵報於次日跟進,大幅報導這則新聞,但台灣卻是在一年後才真正解除了報禁。 這段往事說明,經國先生宣布了這件事後,其實政府還沒有做好解除報禁的準備工作,但經國先生既然已向來訪的客人作此宣告,政府相關部門就不能不快馬加鞭,讓這項決策完美落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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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