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塔雅(Latoya)的生日和我一樣是七月二十五日，只不過比我小了九歲。拉塔雅的血型和我一樣是B型陽性，只不過她是黑人而我是華人。

二○○九年的七月，我在聖地牙哥的流浪青少年救援中心「Stand Up For Kids」第一次見到拉塔雅。時值盛夏，她穿著鮮豔清涼的黃色砍肩上衣和牛仔短裙， 趿著夾腳拖鞋，拿著一個盤子和一個杯子，站在一群少年男女們的隊伍裡，排隊等候免費的吃食。

少男少女們看到我拿著麥克風、搭檔扛著攝影機，不是興奮得擠到攝影機前大比勝利手勢，就是憤怒地大罵髒話表示自己不願意入鏡。陪同我的慈濟志工客氣地解釋，說這些孩子們特別敏感，請我不要介意。

這時候我注意到拉塔雅。她平靜的衝著我微笑點頭，看起來完全是一個家教良好的孩子。我曾經聽說這些少年都因為了反抗父母師長而逃家輟學，寧可餐風露宿也不願回歸學校家庭，但是拉塔雅看上去一點也不叛逆。

後來我才知道，拉塔雅從來沒有逃過家。她一出生就被自己的親生母親拋棄。在孤兒院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她六歲那一年在社會局的安排下被收養。當時她非常快樂，覺得自己終於有了一個家。

拉塔雅在養父母家住了十二年。根據她自己的說法，她對那十二年「沒什麼印象」。根據社會局的記錄，拉塔雅曾經數次向當局投訴她的養父母，但都石沈大海沒有下文。根據流浪青少年救援中心的研究，許多中低收入的夫妻，為了領取社會局的補助金而自願領養孤兒、卻對於領養來的子女漠不關心、等養子養女一滿十八歲，就把他們逐出家門，使社會局的美意反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總而言之，拉塔雅並沒有享受到她所嚮往的、溫馨的家庭生活。她在十八歲那一年被迫離開了養父母家。

被逐出家門的拉塔雅在街頭結識了名喚安玖(Angel)的波多黎各男孩，住進他的帳篷裡。他們白天到各個慈善機構領取免費的食物，晚上在市中心尋找可以搭帳篷的隱蔽處。兩個人常常吃不飽。

一年後，十九歲的拉塔雅生下了安玖的兒子。兩人都未滿二十歲、沒有居所、沒有職業，因此兒子一出生，就被社會局抱走了。

兒子被抱走，對拉塔雅和安玖而言是個巨大的打擊。安玖也是孤兒，七歲那一年被養父母痛打後出走，從此流浪街頭。他們覺得社會局和養父母不會待他們的親生兒子好，於是向流浪青少年救援機構 Stand Up For Kids 求助。

Stand Up For Kids是一個供應流浪青少年生活必需品的慈善機構，在全美各地有許多分支聯點，也有許多贊助夥伴－聖地牙哥慈濟分會就是其中之一。聖地牙哥慈濟志工每個月兩次為這些流浪的孩子們準備晚餐，像家人一般的關懷這些孩子。有時候固定來吃晚餐的孩子們沒有出現，志工就去街頭尋找那些孩子。

半年後，在志工們的輔導下，拉塔雅申請到社區大學的獎學金，入學就讀；安玖重回小學校園，晚上在加油站工作，並著手申請政府提供的低收入戶住宅。

我在流浪青少年救援中心見到拉塔雅的時候，她已經完成了第一年的大學學業。安玖也已經申請到了低收入戶住宅，準備把兒子從養父母手中接回身邊。當時拉塔雅和安玖已經分手，但是他們在流浪青少年中心見面時，彼此寒暄、擁抱、有說有笑的互相鼓勵，完全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時值七月初，安玖已年滿二十一歲，而拉塔雅正準備迎接她的二十一歲生日。美國法律以年滿二十一歲為成年；一旦成年，就不能再接受青少年救援中心的幫助了。

我問拉塔雅，她還會不會回到青少年救援中心。她說她太愛這個救援中心了，一定還會再回來。她不能再接受補助，但是她要回來做義工，幫助其他的流浪少年男女，指導他們申請大學，脫離流浪街頭的命運；就像安玖也常常回到救援中心來探望曾經幫助他們的志工們，每次都會帶麵包和喜瑞爾穀片來分送給流浪青少年。

三個星期後，我拿著新聞帶的拷貝到流浪青少年救援中心給社工，順便帶了份小小的生日禮物給拉塔雅。她掛著耳機正在聽葛洛莉蓋雅娜的「我會活下去」，腰間掛的隨身聽是志工們送她的成年禮物。她說那是她最喜歡的歌，因為不管生活有困難，總有好心人幫助她，讓她堅定要活下去的信心。

拉塔雅當場拆開了我送的小禮物，抱住我說我真好，好像她的同月同日生的大姊姊。被她抱著，我很慚愧。我知道我沒那麼好，我沒有她一半的堅強勇敢和知恩圖報。有些人相信星座和血型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人格和命運，但同月同日出生、血型星座都相同的拉塔雅和我，人格和命運卻都是那麼的、那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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