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欲以尼采的「超人」精神與中國哲學的人生觀找出關聯性，基本上兩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性。雖然事實上兩者的相異處遠比相同處為多，但只要他們之間具有關聯之處，筆者就認為有探討的餘地：

（一）肯定人事價值：

尼采的「超人」實踐的第一個步驟，便是將價值依託的所在，從虛幻飄渺的天國上帝手中，移轉回到現實真確的人世，重新承認肯定人事的價值，這一點和中國哲學以人的問題為主要探討的對象有可會通之處。

在西方哲學史上，多是重視法則和理念的系統哲學，這些西方理智主義擁護“logos”的先驗性與超越性，他們侈談宇宙，竭思盡力地想證出所謂的「終極性原則」，但這些東西卻並不一定關涉到我們人類的存在。尼采更指出理性不能完全說明生命的複雜性，並批評傳統形上學等體系哲學把具體的個人埋藏在普遍抽象的客體中，「因體系是閉塞的、停滯的、僵固的，而個人存在是變動的、發展的、創新的」[i]，所以尼采要把哲學落實人事生活的層面，日後就開拓了存在主義所追尋的方向。

而中國的哲人更是起源上就較不注重於理智的思辯，也缺乏對概念下嚴格定義的興趣，最大的興趣乃在於如何在人事中達至自己生命的責任?如何同於大道而成聖為賢？如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中國人自始便知曉人的智力無法超乎人世而真能把一個形上超越的本體界具體清晰表達出來，所以雖然中國哲學認定價值之源出自於「天」，而實現則落在人的「心性」之中，對於「天」之認識往往是存而不論，至少不是十分嚴謹，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只對價值的超越源頭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特別努力去建構另外一個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頓價值，然後再用這個世界來反照和推動實際的人間世界」[ii]；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哲人不喜講高懸遠處的形上理想，而是重當下所必須履行的範則，並可發為完美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之用，所以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哲學是為人而設的。

以上兩者雖有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但殊途卻同回歸於人的哲學，可見東西方的智慧終有會通所在，這一點也是「超人」能為國人所用的基礎，由此在開展出生命與實踐二層次的關係。 

（二）追尋生命意義：

肯定了人事的價值之後，就必須開始為人的生命尋求目的及意義，因為意義就是在當下人生中所開創出來的，人不能企求在自身之外可於宇宙其它事物上尋獲意義，這一點尼采與中國哲學都有共識。

尼采是存在主義的先驅而影響後世甚鉅，他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以後，「過去的」、「既成的」事實對意志而言是無價值，人唯有繼續不斷向前衝創，以「權力意志」為動力開創自己生命的意義。種追尋生命意義的態度是積極前進的，如傳統形上學認為「本質」是具有普遍的、抽象的永恆之物，而忽略了人是時空性的存在，因生命是一種整合的現象，這個現象表現為一定的型態而存在，本質只不過是構成此存在型態的素材而已，所以個人存在以努力奮鬥來創造其本質，完全是種勇敢追尋生命意義的態度。

而中國哲學更是推一己之生命而主張整個宇宙充滿生機，由於中國人深信價值之源由「天」而內在於人心，對於自我生命的解剖就形成了一個長遠而深厚的傳統：上起孔孟老莊，中經佛學禪宗，以迄宗明理學，都是以自我的認識和修養為主要目標而努力，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哲人智慧就集中在為生命探求一最高指導原理，亦即天地萬物之於人心的義理上。

尼采和中國的哲人都以人是為價值所在，而致力於生命意義的探求，精神可謂一致，以下更開出實踐的行動來。 

（三）力求實踐理想：

既然兩者都已有所肯定與追尋，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行動上的實踐以完成理想，而「超人」精神和中國哲學無疑是重視實踐的。

尼采高呼「否定上帝德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拯救世界」，既然神已不存在，人類就不再是被保護者，必須自己承擔生命的責任，像「超人」一樣行動起來，不停否定、輕蔑、超越舊有的價值，以創造新的意義。尼采認為無神論者就是要實踐而不空言，且這種實踐是急進積極。在無神的世界中，「超人」必須賦予自己的價值，如果生命中有任何的意義，那也是「超人」自己所實踐創發出來的。

中國哲學中富有實證實用的特質，思想要能發乎為用，就免不了要歷經苦心實踐的過程，即是所謂的「修身養性」，從德性實踐的態度出發，以達人倫、社會，乃至宇宙秩序的和諧。如孔子所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而且實踐的特性亦如易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一種生生不息、日新又新的開創。

以上二者的實踐精神都是非常積極的，尼采拋卻上帝，中國哲學不祖尚玄虛，已呈顯務實的心態來生活。總之，尼采打破西方形上和知識路向的傳統，而返回人世作實踐的學問，這一點已和中國精神不謀而合，中國人生觀會通尼采思想的基礎也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