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超人」與中國哲學的精神有某些方面的類似，但畢竟它們是兩種不同文化下的結晶產物，相異處亦頗多，然而就兩者互斥的部份提出比較討論，卻也更能彰顯出其本質義來。

（一）精神信念的不同：

東西方文化的本質有其視境上的差異，最基本的就是對個人所具備的精神信念之不同理解。

「超人」的精神信念全在於生命強度的表現，是種剛性道德，充滿戰鬪的意味以推翻古老的價值系統，並自由爭取新的存在價值，尼采說：

你們應當竭力尋找敵人，你們應當投入自己的戰場，為自己的思想而戰，倘 若不幸你們的思想受到挫敗，你們的一片忠誠依舊會大呼勝利。戰爭與勇敢比慈悲能做出更大的事。迄今而言，許多犧牲者之所以得救，乃是因為你們的勇敢，而非同情[i]。

「超人」是人生鬥士，是充滿攻擊心態的強者，他厭惡一切軟性道德，而且輕視外在規律，只重自己內在潛力的衝創意志，在過程中不斷奮進以激發人向前創造進取的精神。

而中國哲學正視生命，全在道德的實踐上，「中國哲學之重道德性是根源於憂患意識，由此種憂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ii]，中國人所憂的不是貨財權勢之不足，而是德之不修與學之未講，這樣的憂患意識逐漸擴大，最後就凝成悲天憫人的觀念，而言積極的入世參贊天地化育，「致中和」使「天地位」且「萬物育」。

兩者自其異處視之，中國哲人會感覺「超人」精神過於偏激莽撞，尼采卻可能會認為中國哲學未免失之於保守軟弱，這是由於文化背景的差距所引起的相對意義，因此我們不能主觀隨意加以任何價值判斷，但其不同也能拓展我們的思想領域，提供另一種模式的思惟判斷。 

（二）成就目標的不同：

雖然兩者皆務力於理想的實踐，但所秉持的精神信念不同，方法及過程也不一，所達致的成就目標自然就有差別。

尼采否定以天國理念來束縛此世之生的基督教評價方式，而代之以「永劫回歸」來重新肯定生存，「只有永劫回歸才能排拒一切終結目的論，才能使一切生之現實永恆化，成為存在秩序的核心」[iii]，雖然僅留下無意義的反覆過程，但正由於此，唯有「超人」能勇敢接受這種命運，他的目標就是以自我超越不息的創造活動，替這個原本虛無的世界創造意義，尼采把這種超克空虛之生命的動力稱為「命運之愛」。

在中國思想中，天命、天道乃往下灌注到人的身上，作為人的主體，使天道內在化為自己的德性。儒家更主張只須努力踐仁，人便可遙契天道，「知我者其天乎」，此時人天的生命互相感通，乃可成為聖賢，作為後人的楷式，如自孔子講仁，孟子講盡心，中庸、大學講慎獨、明明德起，下屆程朱講涵養察識，陽明講致良知，直至劉蕺山講誠意，都是就如何體現天道以成德上展開其教義，這盡性之天的過程是無限的，而中國哲學的終極目標就在於將那「客觀的神及主觀的呼求全部吸收於如何體現天道上，而蘊藏於成德過程之無限中，這裡盡有無限的莊嚴與嚴肅」[iv]。

而「超人」以對命運之愛來克服「永劫回歸」的虛無輪迴，但基本上中國思想並沒有對這種永遠輪迴的形式有任何虛無或失去意義的看法，甚且是佛家的「三世因果」輪迴也具有積極勸善警示的訓誡，所以「永劫回歸」只是西方文明在頓失價值依據的上帝之後所產生的悲觀想法。而中國人的觀念則是「為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帝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v]，是非常踏實地以建立和維持人倫秩序，再進一步和天地萬物協調共存，兩者的理想至此已有很明顯的區別。

總之，尼采的「超人」是種以革命家的姿態來反抗鬥爭過去一切的價值，他所採取的手段是激烈強悍的，絲毫不悲憫弱者，甚而唾棄不顧之，因為他的理想是思想上的貴族及主人；而中國哲學則推崇和諧的思想轉移，潛移默化中以文德感修之，達至天下為公的境界，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宇宙視同一有生命、有親情的組織。此前者強烈進取，後者敦厚親和，雖有大異，未嘗不可調和而兼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