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高層政治鬥爭為主題的圖書，擺在入門處的顯眼位置，成為香港機場書店多年不變的一道風景。這些在封面上充滿「陰謀論」大標題的圖書，吸引不少過往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純粹心理學層面的問題暫且不談，「陰謀」之所以能夠吸引人，大多是與個人的切身利益有關，沒有無緣無故的敏感也不會有無緣無故的好奇！政治議題在廣泛意義上還包括人的一切利益交往，行走江湖的異姓人「義結金蘭」，兩部落首領「歃血為盟」，都是。因此，它才顯得格外敏感，它才會為包括藝術在內的創作提供最直接的動力並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

藝術對於政治的含蓄態度，已經轉為對於政治議題的直接了當，它深悉人們敏感於政治的敏感，故政治議題或疑似的創作和批評已成為當代文化中的一大「顯學」。我們都把「文革」時期的樣板戲、主旋律繪畫，看作完全政治教條的圖解，由鄙夷其行為到深恨其「藝術」；不過，包括中國和前蘇聯在後冷戰時期的「政治波普」在內的以意識形態對抗為主題的，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圖解？！但是，政治波普之所以能夠「波普」，一個根本的理由是它的主題圖式直接挪用了革命時期流行的宣傳性繪畫，而後者們已經借助政治宣傳深入到千家萬戶。

政治性藝術的生命力和它所依靠的政治問題的解決程度直接掛鉤，對權利、反抗和消費主義理解的表面化和簡單化註定它不會長命，曾被無限闡釋的中國當代政治波普繪畫的命運就是個例子。它們在藝術語言的創新上也乏善可陳，反倒不如「新興木刻運動」的作品中所體現的語言和政治意圖之間關係的緊密程度和視覺衝擊的呈現力度。而曾作為兩大陣營對抗工具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不僅在語言上方式上對之前的西方藝術史新穎，而且還有政治「正確」的邏輯論述和對社會文化反思的討論兩者結合起來的支撐。諸如消費主義的社會影響——即使是文化學者的馬後炮，至少在包裝上也比較清晰、完整。我們的當代藝術，首先要感謝十年「文革」，它的繁榮靠「文革文化」的直接推動！「文革」在藝術中的併發後遺症還有：對政治消費主義的真誠戲謔，同時庸俗化了對政治和消費兩大主題的抗爭，以獨立知識份子為招牌的藝術家，從他們作品中反映出的對政治問題的思考整體上仍局限於後冷戰的框架中。一旦談到這個問題，總有人站出來義正辭嚴地指責我缺乏民主意識或不夠關心某某問題——這就是政治問題敏感性所在，不知道何時會得罪哪路神仙。我想說的是，即使面對政治議題的抵抗，我們可以以普通人的身份表達立場，但是空喊口號、街頭遊行只會讓藝術所能展現的獨特力量越來越萎縮。單為一種政治訴求，藝術的方式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政治波普喪命於此，以政治加道德對藝術的綁架和自我綁架的愚昧行為卻仍在繼續，而政治所討論的表像是最不穩定、最容易被替換和掩埋的。

中國當代藝術前一、二十年的政治創作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代藝術中的一個重要潮流或現象，除了繪畫的慣性之外，還因為藝術家和普通人一樣，對於社會轉型期的政治話題的敏感或切近、集中。後十年的藝術，從政治向消費主義、經濟社會、私人化等不同方向的轉向，從藝術方式上打破了當代藝術對政治議題的單一關注。藝術家可以不加入美協、不參加全國美展，新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使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也在起變化。不過，西方資本對於東方國家的現行社會體制的隔空想象仍佔據至關重要的份量，他們對藝術形態的判斷缺乏對現實社會環境的深入而具體的考察，一些藝術家和批評家也有意識地迎合這種口味，將錯就錯下去。在這個問題上，還可以看出藝術家生長的不同世代。伴隨三十年當代藝術進程長大的年輕藝術家，不再沉迷於前輩「引刀成一快」的英雄主義。有人說這是沒有理想的表現，但是，從整個社會生活和藝術創作兩個方面的情況來看，血肉抵抗的暴力革命好像已經過時了，表達政治立場也應該有新的選擇。比如衍生自各種「微」方式中，就有「微抵抗」，它靜悄悄、低姿態、僅及皮毛且能夠私下「傳染」的表達個人立場的方式，更有可能進入事物內部並觸碰到你，或許這與微觀敘事、個人寫作、私人化表達的興起有關。像郭棚的作品，對個人遺忘的輕微抵抗不張揚、不花哨、不偉大、不義正辭嚴一本正經，像麥芒在胳膊上輕輕紮了一下。這在沒有兩軍對壘需要勒馬橫槍軍前叫陣的時代，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動向。再以我們所做前後四屆「兩岸四地藝術交流計畫」為例，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對政治議題的反應各不相同，但港臺藝術家在這個場合的情緒似乎更為高漲。剛在臺北市立美術館開幕的第四屆展覽活動中，香港藝術家的回應以激烈的直接對抗為主，雖有自我誤讀的因素在內，但是從積極的方面看，反而是對政治議題的關注和獨立抵抗的態度，開始為疲軟的香港藝術注入新活力。

藝術「從政」，可以創造更多的藝術奇蹟。但生活沒有變化，藝術哪來奇蹟？

【完整內容請見《當代藝術新聞》2012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