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0/16 15:17:28瀏覽1961｜回應5｜推薦30 | |
| 每當有傑出人士在海外獲獎或是過世，台灣就有一陣子看到討論諸如「台灣的賈伯斯在哪裡」的文章。大部分的論點都會指向台灣的教育方式扼殺創意，讓學生失去好奇心。台灣，或者說傳統的亞洲教育的確比較不鼓勵學生發問，台灣的學生在表達能力方面的訓練更是極為缺乏；但是這樣的教育風格其實在人文科目方面較為明顯，在數理工方面我並不認為台灣的學生比較不知道怎麼發問或是好奇心較為低落。 但是台灣沒有賈伯斯是事實，台灣除了為美國多添一面諾貝爾獎的李遠哲以外，並沒有任何像川端康成（文學），湯川秀樹（物理），朝永振一郎（物理）等等「日本製造」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事實。湯川秀樹是日本的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之後迄今一共有十八位，除了兩位得到文學獎，一位得到和平獎，其餘十五位獲獎者都在物理，化學和生理醫藥的科學領域。而且這十五位學者中只有五位的獲獎研究是在美國做的（類似李遠哲的情形），其餘十位都是因他們在日本從事的研究成果得獎。文學獎當然更是「百分之百日本製造」。 日本的教育很「開放」，「自由」，或是鼓勵學生「不一樣」嗎？答案其實毋須我多言。那十八位諾貝爾獎得主，最「年輕」的一位化學獎得主生於 1959 年（於 2002 年獲獎），其餘全都是在 1945 年之前在日本出生（其中有兩位在中國），接受的完全是舊式日本國民教育。認為都是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夠美式，不夠芬蘭式所以我們沒有足以拿出去炫耀的人才的朋友，請問你們要如何解釋日本？日本人「發明」的東西不多，但是「創新」的產品不計其數，認為穿套制服就會降低學生思考能力的「改革者」，實在應該睜大眼睛逛一逛日本的校園。 必須先澄清一點，我不是「教育義和團」的成員，我可絕對不認為他國的教育理念與方法於我們沒有參考的價值；我更不認為台灣的教育不管在教改前還是現在（沒有什麼教改後，因為看來永遠改不完）不需要檢討與改進。我認為的是，如果不能了解創新的「過程」或是成就特定一類「英雄」需要的大環境就貿然想從耀眼的「成果」來做推論，是永遠也不可能找到方向的。 從「死板的日本人也能拿十八次諾貝爾獎」，我們還能更進一步的思考：既然芬蘭、澳洲、加拿大教育看來也很鼓勵學生自由發展，勇於問「為什麼」，那麼為何從來沒看過芬蘭版的賈伯斯，蓋茲，佩吉？就算是很有才華的加拿大人，澳洲人，如果想要「更大的成功」，最終還是離開自己的國家到美國這個市場？商業運作不但需要經驗，還需要一定規模的市場；想要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公司，一定要有足夠大的市場供給它養分，就像鯨魚一定要活在大海裡。儘管美國有幾家大公司現在從海外全球市場的營業額已經超過在美國的營業額，但是當初也都是靠著美國市場的規模才能成長茁壯，並且累積運作大型公司的經驗。 與其思考「台灣為什麼出不了這個，台灣為什麼得不了那個」，我們更應該要問「台灣為什麼一定要有這個？台灣可以有什麼？」問題出在我們根本就還不夠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長處，短處與先天不可能改變的限制，老想去做別人，結果不但別人當不成，連自己都做不了；然後就是開始到處亂找替罪羔羊，像是聯考，制服，髮禁，沒有一綱多本等等（現在再多兩項：念論語孟子卻沒學柏拉圖和莎士比亞，還有不讓學生上課吃雞腿），卻不進一步的思考這些制度或是規定的缺點是否真的遮蓋了優點，或是缺點是否真的是本質上的問題。比如髮禁：到底是髮禁這種規定本身有問題還是執行者的標準與手段有偏差。這就和推行國語（沒有錯的政策）和「講閩南語要罰錢」（錯誤的執行）有因果上的關聯卻沒有邏輯上的必然是一樣的。 創新的過程是什麼？想像力？Think different？沒錯，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Think different 則是蘋果公司的招牌標語，但是愛因斯坦沒把話說完的部份孔子已經先說了：「思而不學則殆」。點子不值錢，要有本事把點子從想法變成現實需要紮實的基礎，而非天馬行空的幻想。Think different 系列廣告裡出現的那些人：愛因斯坦，畢卡索，愛迪生，瑪莎葛蘭姆，金恩博士，費因曼，甚至包括賈伯斯本人，他們的與眾不同與「創意」是和失敗挫折一連串的奮鬥與掙扎的結晶，他們的成就是因為他們給自己極高的標準；即便當他人都認可他們的成就時，他們仍然持續給自己更大的挑戰。 創新不是浪漫優雅或是輕鬆俏皮的；走在創新之前的，經常是執著。這就是為什麼從來沒有放棄過儒學禪學的日本也能夠持續的創新，而我們只會把「讀太多孔子孟子」當做沒有創新的荒唐藉口。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根據時代的潮流賦予傳統新的生命，卻只想趕忙著丟棄它，我們註定永遠要當沒有立足點也沒有方向的浮萍。 執著和堅持是創新所需要的態度，但是創新的動機則是「競爭」。當賈伯斯重返蘋果公司時，麥金塔電腦在美國的市場連百分之五都不到，除了死忠的藝術家族群以外，幾乎沒有人在用；照著市場賣 PC 的方式來賣蘋果電腦很清楚是死路一條。雖然 iMac 賣得非常成功，但那只是讓公司暫時不會倒閉，蘋果的作業系統市佔率仍然太低。蘋果後來推出 iTunes 和 iPod 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藉由搭配殺手軟體和硬體來爭取用戶。這個戰略的決策過程不是什麼靈光乍現的創意，而是被逼到絕路仍不放棄，歷經無數思考，爭論之後所找到的方向。之後產品從外觀到功能的設計，與音樂界的溝通協調，百事紛雜；無論我們是驚嘆蘋果的「創意」或是對賈伯斯嗤之以鼻（只不過是包裝好看還賣那麼貴），反映出的都是對創新過程的艱苦與商場策略的無知。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創新也有很多的活力；但是台灣需要更多的紀律，而不是更多的自由，才把能量集中起來。台灣的領導或是經理階級更需要了解創新的過程，不能只看別人創新的成果。在我們問自己如何才能像賈伯斯一樣有源源不斷的創意之前，應該要先審視自己有沒有賈伯斯一樣近乎病態的高標準？我們是否一旦有個想法，馬上就認定「我找到了！真是好主意！」，而不是一再的反覆推敲，質問自己「真的就這樣嗎？這樣真的能解決問題嗎？還有沒有更好的作法？」。 每一回，當我們輕率的提出一些理由來解釋台灣為何沒有人得諾貝爾獎，台灣為何沒有 Google，沒有 Apple 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解釋為什麼了：連問題都不願花時間深入了解，又怎麼找得出答案呢？ |
|
| ( 時事評論｜雜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