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愚鈍，到美國時已經32歲，可是一頭栽進威斯康幸大學，也像象牙塔內其他90%的師生一般，笑州長，反體制，罵總統（雷根cut了學生津貼），反政府。（似曾相識？）

可是出來做事以後，發現現實世界與象牙塔不一樣。尤其當40%的薪水收入，被聯邦稅，州稅等扣除以後，才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我的稅錢被花到哪裡去了？

我留（在）美，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逃離當年台灣的威權社會，不願再向人鞠躬，期望追求個人主義的自由。漸漸地，我發現我的個人主義自由，與左派/民主黨/自由派所定義的，差異愈大。

對於一些（學院的）左派/自由派的政綱政策（如何花我的稅金），我開始深深懷疑。

例如，社會福利政策，真的是協助弱勢？還是在製造懶人，吸毒者，未婚媽媽，製造代代傳承的世貧。華府（其他大都市也差不多）小孩，如果10個有七個不知爸爸是誰，輳學坐牢者眾，再給他們補助，他們怎麼脫貧？

（我與其他保守的Pro-Life立場不同。我寧願支持自由派，政府出錢給這些人避孕收攤子墮胎，也不願意等他們生下來，花我的稅金去生養，去教育，最後還花錢蓋監牢關他們養老！）

例如，社福津貼（正如台灣）其實不是保護弱勢，而是騙取選票，因為窮人選票總比富人多。

例如，資本主義對人類的貢獻，遠超過社會主義。（由近到遠人類文明的發明：手機，電腦，互聯網，外科手術，治癌新藥，電視機，電影等，都是“萬惡”的資本主義者發明的。）

例如，一個社會富有，個人才能富有。扶貧之道，不是追求貧富平等（貧富懸殊，古今中外皆是，不可能消除。台灣的蔡家，辜家永遠比你家有錢。）而是追求社會經濟繁榮，致力國民教育。美國富，因為她是資本主義社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致富（美國夢）。中國開始富，因為鄧小平也學會了，搞改革開放。

反過來看，古巴，北韓，大家只均貧，越南只能外銷新娘。

例如，大公司並不是如Mike Moore描述的那麼壞，大公司的股息可以分散到菜籃族（我的退休金一半是如此累積的），大公司提供了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資本家的錢，其實是來自資本市場，是大家的錢，而且大多數的資本家都是好人善士。Bill Gate夫婦做的善事，對人類社會（多在印度非洲）的捐獻，遠超過那些“革命家”的總和。富人對人類的貢獻，比窮人多。

例如，自由貿易比保護主義好處多，自由貿易並不見得造成工廠或工作外流，其實更能提供優質商機，工作種類，與財富。“蘋果”即一例，中國工人生產線上賺工資，美國人賺大錢，獲利者甚至包括有蘋果股票的股民。因此，鎖國政策（戒急用忍，反服貿）結果，可能倒霉的是自己老百姓。

例如，美國的工會不再保護被資本家剝削的無技能工人，反而在保護公務員，教職員，飛機師等肥貓。工會從不保護失業的，無一技之長的弱勢勞工。左派/民主黨的政府，甚至嘗試剝削人不參加工會的自由。肥貓工會，對抗的不再是資本家，而是納稅人。肥貓工會的會費，由納稅人出（國庫通民主黨庫），會員還要怠工罷工。

如果把所有的所謂左派/自由主義/民主黨的政策加起來，結果是造成一個高稅收的大政府。在大政府之下，相對的個人的自由與財富，一定被缩限。

服貿其實是經濟自由的鬆綁，因為做生意賺錢是我的個人發財致富的自由權利，我又不開發先進武器，販賣國家機密情報，為什麼我開公司，政府要限制我的資金來源，限制我用人政策，限制我的服務與商品種類，限制我的市場？

因此，當人在學院，在象牙塔裡，口沫橫飛講述追求的自由與社會正義，極可能，他是個人自由的殺手，很可能只是鼓吹非理性的資源配給制，追求虛假正義與齊頭平等。

當人說“自由”時，他可能提倡犧牲個人的法西斯主義。

當人說“民主”時，他可能是獨裁者（也可能是哲君），在說，“你們不懂，聽我的沒錯！”

當人說“進步”時，他可能是退步地走北韓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