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高分院根據台灣學界編纂的《嚴重腦外傷臨床診療指引》，判決某神經外科醫師在手術後未幫病患裝置腦壓監視器，有醫療疏失，須賠償三千餘萬元，但臨床指引可以做為醫糾的審理依據嗎？ 

傳統上醫療過失的認定，都依循「布藍準則」，也就是倚賴醫療同業的專家證詞，論斷被告的醫療處置是否違背照顧義務，但近二十年來，臨床指引廣被應用在醫糾審理，給了法官更多自主空間，可以援引書面規範，直接做出疏失與否的裁判。 

臨床指引的初衷，乃為了提升醫療品質，後來竟被挪做醫糾的攻防武器。醫療既是科學也是藝術，臨床處置不僅須根據業界共識，也要依病患特性施以個別調整。盡信指引不如無指引，編寫指引的人，從一堆文獻裡爬梳通則，但臨床醫生面對的是個案與特定情境，這是依臨床指引斷案常見的盲點。 

臨床指引的公信力也是衡量證據力的標準，欠缺同業背書的指引，在歐美法庭會被當成「巷議街談」，無足輕重。英美等國有鑑於此，早就成立國家臨床指引中心，由官方主導臨床指引的編纂，樹立泰山北斗般的專業地位。 

臨床指引的制定，除了由醫療專家起草，更須傾聽家屬與病患團體的聲音，以及醫療機構的實務意見，以免流於「大醫院本位主義」；而更重要的，須有獨立的「指引評估小組」，審核手冊內容，才能發行。《嚴重腦外傷臨床診療指引》有落實這樣的編纂準則嗎？豈能做為判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