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燈泡案應安排更多專家證人
◎沈政男

小燈泡案現正進行更一審，辯方律師要求法官為兇嫌安排第三次精神鑑定，竟遭拒絕，理由是「不能因為第一、第二次精神鑑定不如你意，就要求再次鑑定」，甚至連要求傳喚法律教授來當專家證人，也被拒絕。

2011年發生在挪威的夏令營大規模殺人事件，兇手布雷維克在受審時接受精神鑑定，結論是罹患思覺失調症，消息傳出後舉國譁然，因為他固然滿懷誇大想法，企圖統一歐洲，但並無其他相關精神病症狀，後來連法官也覺得根本不符合國際疾病分類（ICD）的診斷準則，因而安排第二次精神鑑定。換了一批鑑定團隊後，結論大相逕庭，鑑定醫師認為布雷維克根本沒有罹患精神病。

除了安排第二次精神鑑定，法官也找來為布雷維克治療的監獄醫師、在媒體評論此案件的精神科醫師與法律專家，甚至政治學者，充當專家證人，以做為審判參考。最終判決則是布雷維克必須為其犯行負最高刑責。 

從布雷維克的案子可知，台灣法官對精神鑑定的看法與別人差多少。為什麼小燈泡案被發回高院更審？原因之一是前審的高院法官不採納精神鑑定結果，而自為犯案時精神狀態的判定，但從挪威經驗可知，法官本來就應對兇嫌的精神狀態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將精神鑑定結論照單全收。 

精神鑑定該安排幾次，須視罪刑輕重與犯行是否違背常理而定，以2012年的湯姆熊殺童案來說，各級法院便安排了多次精神鑑定，就因兇手被求處極刑，以及犯案動機相當罕見，而以小燈泡案來說，也有類似狀況。 

小燈泡案在精神鑑定上的最大問題是，明明兇嫌確定已經罹患思覺失調症，但鑑定結論卻是行兇時不受精神狀態影響，而這樣的狀況在臨床上常不常見，法官是不是應該找其他精神科醫師來詢問？ 

另一個問題是《刑法》第19條所謂「依其辨識而行為」的「其」字，當初立法本意為何？是指兇嫌在日常生活的一般辨識能力，抑或專指對犯行違法本質的辨識能力？而這些問題，是不是應該傳喚參與立法的法律教授來當專家證人？

小燈泡案牽涉司法與醫學兩個專業，而且備受輿論關注，如能集思廣益，讓更多專家證人提供見解，對於法官做出公平正義的判決絕對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