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與罪人的分野：北榮精神鑑定不足之處
◎ 沈政男

台北內湖殺童案日前偵結起訴，士林地檢署根據北榮精神科所做「犯案時辨識與自控能力正常」的鑑定結論，認定王姓兇嫌不符刑法減刑規定而求處極刑。然而如果「犯案時精神正常」，為何兇嫌犯案前後呈現媒體揭露的諸多怪異言行？

此案鑑定細節尚未可知，但剛好北投殺童案也是士林地檢署委託北榮鑑定。一審判決書說，北榮診斷龔姓兇嫌罹患思覺失調症，但因他「知道殺兔子比殺獅子容易、可以等小女孩上完廁所才殺」，而認為他「犯案時辨識與自控能力正常」，由此可見北榮的鑑定邏輯值得商榷。

刑法十九條減刑規定的內涵為，「因『精神障礙』導致『辨識違法能力』或『行為自控能力』顯著受損」，剛好對應於精神鑑定三大法則：達倫法則、馬克諾頓法則與不可抗拒衝動法則。

達倫法則是說，「如果兇嫌沒有罹患精神疾病，還會犯案嗎？」以此法則來看，北榮認為王姓兇嫌「兩年多來有自言自語與妄想症狀」，為何沒有列入鑑定參考？

馬克諾頓法則是說，「犯案當時能否知道行為本質與對錯」，這法則在台灣刑法被改成「能否辨識行為違法」，因此部分鑑定醫師與法官認為，只要兇嫌知道「殺人會被關被槍斃」，即有辨識能力，這完全是誤解。不知「殺人會被關被槍斃」者，不是智能障礙就是失智，根本無法犯下複雜重案，法官自己都看得出來，又何須花錢請醫院鑑定？判斷「能否辨識行為違法」，也應考慮幻覺與妄想內容是否扭曲兇嫌的現實感，而對違法後果變得淡漠不在乎。

不可抗拒衝動法則是說，「警察如果站在兇嫌旁邊，還會不會犯案？」王姓兇嫌犯案前後有沒有設想脫逃方法？是不是即使很容易被抓，因為某些怪異想法的影響仍必須犯案？凡此種種都應列入鑑定考慮。

司法精神鑑定因屬回溯、主觀評估，常因鑑定觀點差異而產生不同鑑定結果，對於有必要施予精神鑑定的重大刑案，司法機關宜同時委託不同醫院施行，以避免機構效應。法院與醫院更要持續就「病人或罪人」的相關判定原則，進行跨領域溝通，才能提高精神鑑定品質，保障司法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