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3

  首先，我是一個共產主義信仰者，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是一個年近花甲的健全之人。但是，這一切並非天然形成的。我56年的人生，走到今天，曾經大大地划過幾道S⋯⋯

    孩提時代，我好動好學，體育文娛在同學中都屬佼佼者，不同的是在好動的同學裡我還特愛讀書。小學三年級從四野軍人的伯父那裡拿到比磚頭厚的《紅旗譜》開始，像高爾基那樣如饑似渴的成為書蛀蟲，陸續讀完《星火燎原》、《紅岩》、《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高爾基三部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士敏土》、《把一切獻給黨》、《敵後武工隊》⋯⋯⋯⋯等等等等上百部紅色書籍，以及《約翰﹒克里斯多夫》、《歐根﹒奧涅金》、《悲慘世界》、《靜靜的頓河》、《唐吉訶德》、《基督山伯爵》、《紅與黑》、《神祕島》⋯⋯⋯⋯等幾十本外國名著，奠定了我良好的文字基礎和語言能力，同時也汲取了一定的革命營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加強了毛澤東著作的學習，作為班幹部的我，也同時成為學毛著積極分子，那時叫“活學活用”，我是經常給同學們講用的先進分子之一。這個時期的我，是樸素的紅色少年，是毛主席的崇拜者和自以為的紅色接班人。然而在高中時代，我以各門功課包括體育、外語全優異的成績（畢業考試九科平均分數94.7）傲視全市，也沒能直接跨入夢寐以求的大學，而是隨鑼鼓喧天紅旗飄飄的知識青年大軍，光榮的來到廣闊天地插隊落戶。

    這時的我，小資產階級的本性開始露頭，怨恨一刀切的上山下鄉運動，與不講衛生沒有情調的農民產生天然的隔閡，下鄉第二周就拒絕和當地農民一起在一口堰塘裡解決生活用水，不顧一切要專門為飲用水打一口井，而且私自組織知青為打井而不上工，遭到阻止後還動用扁擔鋤頭對大隊幹部進行武力驅逐，當基幹民兵扛著38步槍來抓人時，紅色書籍裡的革命元素又激勵我成為抗暴英雄，我不無英勇又不無賴皮的警告那些拿槍的民兵：好吧，你們可以抓，也可以捆，甚至可以打，但是別留我一條活命。否則一旦放我回來，你們家的瓦，還有你們家的娃，你們的自留地，你們的豬圈，就等著被扒掉淹死刨根吧。毫不隱晦地說，我這一套就是從毛主席著作裡學來的，因為我知道農民的弱點，知道他們革命不會徹底的根源，因為他們畢竟受小農經濟的局限，比不得我們知青是純粹的無產者，再加流氓做派，農民肯定是無計可施的。

    果然，對方被迫妥協，我聲名大振，以至於我周邊幾個公社的農民，對城裡來的知青有了一個新稱呼：小金們。但毛主席說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自以為比農民高貴的我，根本想不到我們公社的書記，那個確實長像英俊，和我想像中的蕭長春（浩然名著《艷陽天》主角）幾乎完全一致，而且也是專業軍人的葉力旭大哥，非但沒有因此嚴管我迫害我，反而和我交朋友，知道我也是革命軍人後代後，還特意把他自己捨不得穿的一套軍裝贈給了我。那個年代的綠軍裝啊，那是我們年輕人最珍視的派頭。我很快成為他的鐵哥們，出於義氣，我也不能再給他添麻煩了。

    兩個月後，春耕生產大忙，我是知青中第一個挽起褲腿踏入還結有一層玻璃一樣薄冰的水田翻地的帶頭人（此前這種活都是老農民幹的，知青受照顧），很快在其他農活裡我也和農民膘著幹，年輕、身體素質好、有文化、腦子靈活的優勢，使我很快成為各項生產技能的好手，栽秧第一天被農民關籠子，不到10天成為全大隊第一；挑草糞前幾天一擔最多120，兩個月後綁兩根扁擔挑200；耕田頭幾天三、五斗（指稻穀成熟後可以收割的數量所對應的稻田面積），一個月後一天翻地40斗。就這樣，葉書記親自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紅花掛在了我胸前。不久後，我被推舉為全縣唯一的知青身份的生產隊長，大隊民兵連長，公社基幹民兵排長（配槍的）。這時的我，依然是樸素的無產階級青年，具有革命性，也存在破壞性。此後，我當兵、轉刑偵、談戀愛，一切正常。

    1977年，由於一個位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人果斷出手，全國高校開始面向全社會招生，高考恢復了。此刻我身在刑偵第一線，沒呼機、沒手機、沒對講、沒探頭的我們必須集中120倍的精神和注意力還有體力，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的一心撲在案子上，根本無暇顧及曾經的大學夢。但是，昔日一些學習成績遠遠落後於我的同學，喜滋滋的迎來了他們的錄取通知書時，還是深深刺激了我。1978年，我向組織申請要求參加高考，被無情駁回。1979年，我不顧局政治部主任老大姐的忠告，帶槍闖局長辦公室，要求停止工作交槍復習參加高考。局長在嚴厲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威脅要關我禁閉，甚至開除的情況下，見我一意孤行，出於愛才心切，特批三個月讓我復習備考，前提是如果沒考中，第一時間回隊加倍努力工作。這天，我第一次對局長無比正式的行了一個軍禮。這回，局長的“陰謀”沒有像此前公社葉書記一樣得逞，我考上了湖北廣播電視大學電子專業全科，大專班，開始了全新的人生。此後的經歷因與戀愛結婚情感糾葛交纏不清，涉及他人隱私，略去不講。

    1983年，我在一家國營藥材公司銷售經理崗位上，掘到人生第一桶現金，我開始嘗到市場經濟帶來的甜頭，對總設計師的復出感到由衷的高興和支持。藉職務之便，也因為腰包裡有厚厚的鈔票支撐，我開始周遊全國，一個在西單民主牆小有名氣的學生運動召集人與我不期而遇，從此讓我走向狂熱的民運歧途⋯⋯

    1984年我報考魯迅文學院作家班，被函授學院錄取，從此與京城某些民主精英接觸更加密切，有機會接觸到一些高級機密、揭祕、解密的文件和真相，第一次對我曾經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理想產生巨大的動搖；與此同時也有機會被扶持參與一些電影的主創，在影視圈開始了我一帆風順的從藝生涯。由於我依然關心時事，拍片之餘也不甘寂寞，我辛辣的文字開始在內部印刷物上被傳閱，不斷的有高人開始出現在我眼前，而我也開始故作深沉地思考中國之未來和人類之命運，故作高深的把黃河文化與世界潮流進行了自以為富含哲理的剖析，得到當時中共黨內某高層人士的肯定，藉此進入傳媒界，真正成為精英團隊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