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從五十年代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愛國華僑，到香港九七大限后移居美國的「反共文人」，圖以「跡史」、「心史」救世濟時的中共黨史學者、政論家凌鋒（本名林保華）一生的經歷，代表了千千萬萬個中國知 識分子的縮影。
　　凌鋒大半生歷經「覺今是而昨非」的理想幻滅之苦。他先后經歷中華民國三民主義、荷蘭殖民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尼民族主義、中國共產主義、英國殖民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因此他自承「省籍情結和國族觀念淡薄」。 
　　凌鋒1938年生於四川重慶，出生才兩個月，日本軍隊入侵，烽火漫天 ，他隨父母逃難移居印尼。97年后，他又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前夕，再度飄洋過海，遠走異邦。原以為失去香港的寫作「地盤」，他的寫作生涯將告一段落，沒想到避居海外、定居紐約后的凌鋒，仍保持旺盛的寫作精力，寫作天地也更寬廣，是少數几位靠搖筆杆、爬格子丰衣足食的文人。凌鋒的大半生，「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追尋自由的軌跡，而下半生的漂泊，也代表了現代中國文人的宿命」。
　　凌鋒在千島之國印尼長大，按照中共的階級成份論，凌鋒出身可謂「根正苗紅」。他的父母是愛國華僑知識分子，父親任愛國僑校校長，母親是教員。印尼很早就承認中共政權，兩國有相當長時間的「蜜月期」。中共在印尼的地下活動很活躍，甚至公開化，早在印尼宣布獨立前，凌鋒讀小學五年級時，就有教師給他看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杜埃的「在呂宋平原上」。初中時，大量革命文藝書籍輸入印尼，包括「新兒女英雄傳」、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及「青年近衛軍」等，凌鋒因愛看書而逐漸「赤化」，思想追求「進步」，曾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中共為了爭取凌鋒這些青少年，利用抗美援朝，在班上訂立「愛國公約」，不許他們看「反動報刊」和美國電影，在「一言堂」灌輸下，凌鋒思想一度也「左」到不得了，對揭露大陸的言論，聽不入耳，一概斥為「反動」、「造謠」。
　　懷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向往，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憧憬，1955年，凌鋒和大批華僑青年，懷著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一起從印尼回到祖國大陸 。第二年他考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后改名中共黨史系），1960年畢業，分配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政教系任助教，1964年調至化工局技工學校任政治教師。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他都堅定不移地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毛澤東），即使在政治運動中受沖擊，尤其1957年反右運動時差點因言獲罪，僥幸成了「漏網之魚」，卻嚇得半死。文革中他很幸運，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也屬於「邊緣人」，「也只怪自己不好，有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要脫胎換骨改造」。
　　在資訊閉塞的情況下，他急欲看到「內部」和「批判」的東西，以增廣見識，知道的真相越多，就越痛苦。文革培養了他分析政治事件的能力，改變過去死讀書的作風，特別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了新認識，對共產黨的愚民政策深惡痛絕。他的寫作能力，在文革中寫大批判文章也得到大大提高。隨著對文革越來越反感和越來越認清中共本質，他下決心「只要我能 離開大陸，就一定要把國內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說出來，寫出來，揭穿那些弄虛作假的東西」。
　　度過那「火紅的年代」后，凌鋒對自己前半生作了反省，發現完全是 在中共的蒙蔽下過日子，突然大徹大悟，一通百通，「這種受騙的感覺， 對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覺，決定了我后來的人生道路」。他對中共和毛澤東 徹底絕望，「遂決定離開中共統治，走向自由世界」。1976年8月，凌鋒終於如愿跨過羅湖橋，移居香港。良知使他不能忘記那些慘死在中共統治下的骨肉同胞，「更不能因他們已化為灰土而遺忘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到香港，他就覺得有寫東西的需要和愿望，「決心將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也要重新做人」。
　　不到兩星期，凌鋒就給明報投稿，并寫信給明報老板查良鏞（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和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表達寫作愿望。但由於在工廠打工 ，剛開始寫東西的機會不多。1981年，他正式進入新聞界，初任中報美洲版副刊編輯，1983年再到信報任編輯，并開始用「凌鋒」筆名寫「人在香港」專欄，備受重視。此后他與「爬格子」結下不解緣，進入旺盛的寫作期，題材多樣化。

　　賣文維生 煮字療飢

　　1986年，凌鋒轉往香港大學經濟系（現改為經濟金融學院）任助理研究員，成為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的得力助手，兩人結下深厚情誼，凌鋒視他為師，至今仍私交甚篤。張五常為凌鋒的雜文集「血與淚」寫序時指出，凌鋒是「性情中人」，他賣文維生，「時光只解催人老，文章難賺黃金屋。凌鋒所贏得的，只不過是讀者的尊重，與朋友的關心」。凌鋒寫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是九七問題產生。經過文革教訓，有段時 間凌鋒想脫離政治，「因為覺得太可怕了」。可是，轉念一想，九七年后 ，「中共仍然要來統治香港，我要再度受它統治」，因此激發他寫出更多 有關中國政治和香港政治的文章，并有不吐不快的沖動。基於對各類主義的比較，特別是中共的深切認識，提供了凌鋒強勁的寫作動力。
　　與凌鋒情同父子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指出，凌鋒的政論不同於香港當地的一般反共文章，有他的獨有內容和獨有剖析。金堯如說：「我當年看他在反共報刊上的文章，其批評中共各種各類的革命謬論及其暴行，也總是擺事實講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以理勝人。」
　　金堯如當年負責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等新聞宣傳方針貫徹工作，但他回憶，「對凌鋒的文章沒有回敬過，實在也無以回敬」。他指出，凌鋒的「反共政論」，正是中共自己「身體力行」當「反面教員」教育他成功的。金堯如常以凌鋒為榜樣，說中共如何善於把許許多多熱愛祖國、向往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人們，「教育」成反共人士。
　　凌鋒居港21年，几乎寫遍香港所有報章雜志，他「自認觸覺敏銳，反應快捷」，是一個寫文章的快手。有段時期每天為五家日報寫專欄，其中為香港「經濟日報」寫的專欄長達八年。他在「九十年代」月刊（已停刊）用「林衛」筆名﹔在「爭鳴」和「動向」月刊用「艾克思」筆名﹔在「開放」月刊用「凌鋒」筆名，長期寫雜文和政論文章，嘻笑怒罵，文風自成一格。他的文章也一本本結集出版，先后出版「血與淚」、「老革命遇到性問題」、「神州千奇百怪論」、「花花香港」、「斑斕世界」、「閑話毛伯伯」和「閑話鄧伯伯」等雜文集。
　　筆耕生涯，甘苦自知。他持續寫作21年，寫得手指頭長出老大一個繭 ，几乎成為凌鋒的「招牌」標志，直到他移居美國學會用電腦打字后，老繭才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