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30 

我仍記得去年秋天中國知識界短暫的興奮。

先是深圳、然後是聯合國總部，接著是面對ＣＮＮ的鏡頭，中國總理溫家寶都談到了政治改革，他說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人清楚溫家寶的確切動機與目的。它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意願，還是象徵了黨內的派系分裂，或僅僅是一個缺乏能力也失去權力的總理的自我標榜—他在國內政策上乏善可陳，但至少是個政治上的開明派，語言是他唯一的武器。

再或者如我的一些自由派的朋友們期待的，總理在向社會尋求呼應。至少在外表上，溫家寶一直是權力中心的異類，他的親民作風與其眾不同。在知識界，各種討論會一時盛行，人們樂於相信，中國的進步從來都緣於上層的開明派與社會力量結合，此刻正如此。

在這股興奮情緒中，你當然可以聞到某種一廂情願、甚至是幼稚。但這一切也容易理解，它也與中國的現實輿論環境有關。相較中國在全球地位日漸興起，經濟與社會的迅速變化，中國的政治卻陷入可怕的停滯，在一些方面，它甚至出現倒退。毛式的意識形態再度浮現，新聞管制的增強，法治精神更趨微弱，員警力量更普遍介入公共生活。

在官方的話語中，政治改革不僅成為了禁忌，甚至在合法性上都存在質疑。在北京鍾愛的「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這套語言系統中，甚至「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基本概念都被扭曲，它們再度被貼上了「西方的」標籤。在這樣的背景中，一位領導人只要提及「政治改革」這樣的辭彙，甚至不需要檢討它的更深含義、表明具體的措施，就足以引發強烈的共鳴。

一年多來，當初的興奮早已散去。中國不僅沒有任何政治體制改革的跡象，甚至連類似的談話都消失了。對於溫家寶本人，即使最富同情心的評論者也承認，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表演者，他的角色與俄國的麥維德夫不無相似，他們談論的「民主」、「自由」、「法治」與現實沒有太多關係。

國家繼續增強對社會與個人的控制，更為嚴酷的打擊異議的聲音。從知名的藝術家艾未未到鄉村的盲人律師陳光誠，他們的遭遇折射了這股控制潮流。至於中國叢生的各種危機，北京的上層政治採取了一種徹底的迴避態度，一切全等明年的中共十八大召開後。

如今，中國知識界喜歡談論的蘇聯的布里茲涅夫年代。在經過殘酷與輝煌並存的史達林時代、異端式的赫魯雪夫政權之後，蘇聯來到了布里茲涅夫時代。這是個平庸的官僚時代，掌權者中斷了所有改革措施，唯一的興趣是如何讓這台龐大的黨國機器繼續運轉下去，他們在其中謀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捍衛這些利益，他們還擴充了一支龐大的員警系統。

在外來者看來，這個年代的蘇聯穩定而繁榮。借助高投資與石油價格，蘇聯的經濟規模不斷增加，令當時的西方黯然失色。但在蘇聯社會內部，卻是一股驚人停滯。官僚系統徹底變成了社會財富的掠奪者，依靠單純投資與石油，帶不來技術上的創新，敏感的頭腦心靈要麼保持沉默，要麼選擇流亡。普通人被政權物質收買，社會陷入道德癱瘓。當然，這些弊端都掩藏在蘇聯巨大的規模之下了。

倘若中、俄像是歷史兩條平行線，很多人感覺到過往的十年，像是中國的布里茲涅夫年代。但停滯之後呢？蘇聯是崩潰。中國的命運可能不同，但它已讓這個民族付出了太大的經濟、社會與道德代價。（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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