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瘠人眾，以世界耕地7%，要養活世界20%的人口，實已不易，這對人類全體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不過導致「人眾」的禍首，則是毛澤東的錯誤的人口政策！五○年代毛澤東提倡「人多好辦事」，鼓勵多生育，對於大陸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及其他學者要求控制人口的建議置之不理，以致形成五○年代和六○年代的兩次人口高峰。直至七○年代，毛澤東才覺醒到中國人口太多的問題，而修正人口政策，但是大陸人口激增的態勢已無法扭轉。大陸每增加一億人所花費的時間，說明如下：

一九五四年人口達到六億人。

　　　一九六四年人口達到七億人（間隔十年）。

　　　一九六九年人口達到八億人（間隔五年）。

　　　一九七四年人口達到九億人（間隔五年）。

　　　一九八一年人口達到十億人（間隔七年）。

　　　一九八八年人口達到十一億人（間隔七年）。

一九九五年二月人口總計十二億人（間隔七年）。

馬寅初與毛澤東人口問題的一場論爭

        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三個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認真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后，動情地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几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馬寅初的時代雖然離我們已經很遠了，但他的名字，連同他的不朽名著《新人口論》，卻永遠留在共和國的史冊中。當年那場激烈的有關人口問題的爭論，同樣也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馬寅初這種憂國憂民的心境，堅持真理的勇氣和經濟學家的敏銳，來源于他淵博的經濟學知識。馬寅初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紹興，１９０３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礦冶專業學習。１９０７年畢業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官費留學，攻讀經濟學。１９１０年獲得碩士學位后，又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業完成后，于１９１６年回到祖國，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經濟系教授。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７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務長。１９２７年夏，擔任浙江省政府特別經濟顧問。不久轉往南京，任立法院財經委員會委員長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南京失守后，馬寅初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馬寅初以經濟學家的身分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１９５３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馬寅初將人口問題列入自己科研計划的重點項目，矢志不渝地展開攻關，并身體力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使國家對人口問題心中有數，更好地解決生產、生活兩大難題，他積極建議中央人民政府開展人口普查。黨和政府采納了他的提議，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實施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同年１１月１日得出了普查結果：截止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午夜，我國人口為６億。僅僅４年時間，全國就增加了１億多人口。這個數字讓把國家前途和命運系于己身的馬寅初感到震驚和不安。與此同時，中央也十分關注全國的人口問題。劉少奇召集有關人士開會，作了《提倡節育》的重要講話。馬寅初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疾呼：人口問題，千萬千萬大意不得！現在不努力，將來后悔莫及。然而，毛澤東的觀點與馬寅初完全相悖，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說，中國人口就是增加十億又何妨？最高領袖是這樣，全國各級政府也就等閑視之了。更有甚者，個別地方還對生育多的婦女給予獎勵。

        即便如此，認准了理的馬寅初，有點“犯上”。１９５４年，他圍繞人口問題進行全方位的比較分析，寫出了調查報告。一連喊出三個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長速度快得不得了！這樣發展下去簡直不得了！”表現出憂國憂民的焦慮心情。由于受到毛澤東對人口問題思想和態度的影響，更由于一些人的別有用心，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圍攻和批判，馬寅初對此不屑一顧，覺得自己的意見和主張是正確的，毫不妥協地說：“我既然發現和認識了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盡的責任。”因為馬老先生不會也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立場，人口問題的更大論爭就不可能避免，而且到后來更趨白熱化了。

        時間過去了兩年，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當著毛澤東的面，與人為善地再一次提出了人口問題。他直言不諱地說：“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１９５３年普查已經超過了６億，如果按淨增率千分之二十計算，１５年后將達到８億，５０年后將達到１５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并大聲呼喚，“不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划生育，后果不堪設想。”劉少奇、周恩來等當即表示贊同。毛澤東則輕蔑地一笑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划的生產，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嘛。言人之未言，試人之未試嘛！”

        馬寅初聽了領袖發話，自然非常高興，加之當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氣候，因而加快了人口問題研究和寫作的步伐。几個月的工夫，《新人口論》一書面世，再一次作為提案，提交給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人民日報》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載了《新人口論》，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此舉，令對人口問題研究鍥而不舍的馬老先生倍受鼓舞。

        可是，馬寅初想錯了，高興早了。事態的發展對善良的馬寅初來說，是料想不到的。這時的毛澤東一口咬定馬寅初的人口論，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將他連同他的《新人口論》打入了冷宮。就連過去几年贊成馬寅初的觀點、對人口問題表現出關注的其他領導同志也起而批駁。當然，厄運也就隨之而來。一個批判“馬寅初反動思想”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據現在檔案資料統計，僅１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全國重要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就達２００多篇。

        １９５９年夏天，馬寅初隨人大視察團赴外地視察回到北京。周恩來代表毛澤東、黨中央找他談話。因為馬老不服輸，認准了理，談話自然是談不攏。最后，周總理近乎用一種哀求的口吻說：“馬老啊，你比我年長１６歲，你的道德學問，我是一向尊為師長的。１９３８年你我在重慶相識，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０年了啊。人生能有几個２０年呢。這次，你就應我一個請求，寫一份深刻的檢討，檢討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過了社會主義這一關，如何？”馬寅初對周總理是了解的，不到萬不得已，周總理是不會說這番話的。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選擇了真理。他對周總理說：“吾愛吾友，吾更愛真理。為了國家和真理，應該檢討的不是我馬寅初！”后來，馬寅初寫了《重述我的請求》一文，嚴正聲明：“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朮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所投降！”后來毛澤東也看了《重述我的請求》，向秘書口授道：“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一幟，也可以說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么辦法？看來，馬寅初不愿自己下馬，我們只好采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這以后對他的批判就升級為政治斗爭和人身攻擊了。一夜之間，上萬張大字報貼滿了北大校園，甚至連他家的院子里、書房里及臥室里，都貼滿了大字報。“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在北大校園內此起彼伏。１９６０年１月３日，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還規定馬寅初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軟禁。至此，近８年的人口論爭划上了句號。  

◎觀察中共四十幾年來的人口政策，有下列的演變過程：

（一）放任階段（一九四九－一九七一）

五○年代毛澤東提倡「人多好辦事」，鼓勵多生育，對於大陸著名人口學家馬寅初及其他學者要求控制人口的建議置之不理，以致形成五○年代和六○年代的兩次人口高峰。直至七○年代，毛澤東才覺醒到中國人口太多的問題，而修正人口政策，但是大陸人口激增的態勢已無法扭轉。

（二）三胎化階段（一九七二－一九七三）

中共迫於人口迅速膨脹的壓力，開始推動節育觀念。一九七二年限制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人數不得超過三人，違者新生子女不能申報戶籍，無法取得布票及口糧配給；已有子女三名以上婦女如再懷孕強迫人工墮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在「國務院」設置「計畫生育領導小組」，正式將人口規劃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計畫」。

（三）二胎化階段（一九七四－一九七八）

一九七四年提出「晚、稀、少」的計畫生育口號，要求育齡婦女晚婚、生得稀疏、生得少，並提倡「不論是男是女，兩個恰恰好，三個太多了」的口號，試圖降低人口增長率。一九七八年並首次將「國家提倡和推行計畫生育」的條文載入新「憲法」。

（四）一胎化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後）

一九七九年初，由「國務院計畫生育領導小組」擬定「計畫生育法」並責由各省、市、自治區分別訂出節育獎懲具體辦法。對只生育一個孩子之夫婦，除可領兒童保健費之外，年老退休時亦可加領退休金；城市居民在住房、農民在耕地分配方面，可享受較優的待遇。「一胎化」正式成為中共的人口政策。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為進一步組織各方力量，以加強對此項工作的領導，將「計畫生育領導小組」升格為「國家計畫生育委員會」，冀圖有效控制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