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統籌”內在地呼應了這樣一種客觀要求。

也就是說，任何相對而言超脫了一般資本利益訴求的各地政府，均須將“三農”發展與鄉村穩定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使其服務於整體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將其簡單地視作私人物品，追逐其作為產業經濟和市場領域的利益最大化。也因此，“城鄉統籌”的內涵首先是城市對傳統多樣化鄉村社會的反哺，使其得到可持續的條件；而非簡單地任由城市去“化”農村。

 “三農”中的農業問題，早已不是產業擴張階段要求的數量目標：增產和增收，而是農業生態安全。這是一個包括了農業資源與環境的安全、食物的數量及品質的安全等方面的綜合性概念。

中國是一個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亞、北非乾旱帶相似的大陸地區，只是中國東部有太平洋季風帶來的季節性的降水，中西部有沿著橫斷山脈南北走向上攻至秦嶺的印度洋暖濕氣流。客觀上看，有這兩個特殊地理條件，才有五千年灌溉農業內涵村社理性的所謂東方文明。其實當代中國人解決吃飯問題，客觀原因也主要是在1960～1970年代政府出資組織勞動力大規模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把有效灌溉面積從不足20%提高到接近50%。要知道，非灌溉與灌溉之間的產量差別是70%。

人們應該知道，1956年提出農業現代化，主要不是農民和農業的需求，而客觀上是工業部門為了工業品下鄉的需求提出來的——以鄉為單位實現規模經濟作為“集體化+機械化”的基礎條件是其主要內容。那一輪農業現代化造成的後果是農民貧困和集體化失效。而這一次，如果繼續搬用盎格魯撒克遜野蠻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簡單生產力外延擴張的所謂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的方式，順理成章地增加現代要素投入，其結果一定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最大化的問題。一是農業成為最高面緣污染的行業。二是越來越嚴峻的食品質量安全問題。這兩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農業現代化製造的巨大的外部性問題，都主要是以有限農業資源追求高產量甚至追求收入增加所必然帶來的結果。

緩解農業外部性問題絕不是簡單地重複過去說法，我們面對的新問題是如何使農業不再成為一個過度破壞資源環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領域。既然農業生態安全內涵有三個不可分割的範疇——資源、產量、品質，那就既包括資源領域的水土光熱、草原、林區、高原和山區等生態化的資源條件及生存其中的鄉土社會的生態化存在；也包括產業領域的從品種品質到生產經營的全要素投入產出過程的生態化改造，及其相關的海內外市場的全面和立體的統籌協調。在資源方面主要體現為生態化的環保問題；在品質方面，則是食品安全問題；產量方面前文已指出單純強調增產可能會帶來的負外部性。下文主要就資源、品質方面進行探討。

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發現，中國農業污染對全國污染總量的貢獻率為1/3～1/2，農業污染已經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分析2010年02月0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聯合發佈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也可發現農業源排放的總氮和總磷對兩種水污染物總量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一半，分別占57%和67%，農業已經成為這兩種水污染物的最大來源。

種植業污染主要是因為長期過量使用的農業化學品流入環境，畜禽養殖業重大污染則主要是糞便集中大量排放進入環境而得不到土壤消納。而如果畜禽糞便還田，一個標準畜禽單位的年存欄至少應有一畝耕地來消納糞尿廢棄物，否則土地環境負擔過重無法消納。可見，追求農業的專業化集約化造成農牧脫節，是導致農業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復興傳統的兼業化小農經濟就能做到農牧結合，實現節約農業化學品和緩解畜禽糞便污染環境的雙贏效果。

如果能夠提高小農組織化，因地制宜發展合作型農牧沼氣複合生態農業模式，不僅可以克服生態農業生產主體分散導致的市場、政府雙失靈問題，還可以通過外部資源注入規模生產主體的途徑改善生態農業勞動比較收益低的不利因素；合作型農牧沼氣複合生態農業模式所蘊含的制度創新與組織創新不僅在理論上能夠達到邏輯自洽，客觀也具備堅實的財政條件和物質基礎，符合國家的政策轉型要求。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近年我國食品安全亂象頻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刺痛我們的神經。對此，人們大多局限在食品安全領域發生的具體問題上做分析。我們認為全球化之下的食品安全領域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資本化以前的傳統農業存在的是農民生產和市民消費之間的矛盾，現在則是食品作為產業“被資本化”——農業外部的資本進入農業領域，佔有了農地、草場，轉而使農民成為雇傭勞動力，發生資本與農民的對立矛盾。進入農業的資本需要控制食品加工和銷售產業鏈，在加工和倉儲、批發和銷售、包裝和廣告等各個環節加長產業鏈條提高獲利能力，這就勢必推高消費者價格而造成資本與市民之間的對立矛盾。當資本成為食品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決定了食品安全領域主要問題的性質是“資本化”。同理，這個主要矛盾又決定了食品安全的“食物鏈”（利益鏈）的客觀變化。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正是隨著傳統的社區自主型——無論是定居村落還是遊牧部落——農牧業和林草業的破壞，以前可以內部化處理的外部性問題就勢所必然最大化了。資本主義之前的這一套傳統社會內部化機制對人類安全和生態安全高度結合的保護作用，由於沒有了傳統的人與自然和諧，也就是外部問題內部處理的一套，同時社會體系又被資本化體系解構，剩下的就只有外部性最大化了。之後，隨著西方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制度經濟學問世，又把外部性問題極端地簡單化為制度問題。結果，村社群體理性破壞和農牧民高度分散缺乏有效組織載體等具體問題被這種理論極端化理解之後，成為被佔有收益的主流認為只有通過全面民營化和市場化才能解決問題的藉口。

而我們今天遇到的主要規律性問題仍然是，在幾乎所有涉農產業和領域，凡是完全依靠市場力量運行的，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呈現出“市場失靈”的結局。沒有任何利益相關者願意承擔這種制度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的代價，還是按著經濟生態鏈條的方向在向弱勢群體和資源環境轉嫁。幸運的是，近幾年率先擺脫資本不足窘境的中央政府層次的國家政策的調整，內在體現了“三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意義的偉大轉變。繼“三農”問
題於2003年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後，2004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順勢提出著名的“兩個階段和兩個反哺”論斷，指出工業化國家發展過程中初始階段“農業支援工業”、達到相當程度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兩個“普遍性趨向”。

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戰略調整的思想上進一步豐富充實，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經濟方針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路線。2007年的中央一號檔案提出“現代農業”這一具有更加符合生態文明的農業的多功能性內涵。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要把農業建設成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長期目標。

據此認為，中央政府已對農業政策作出調整，而調整的方向正是從化學農業階段的反生態方式轉變為體現多功能性的生態農業方式。同期，中央政府直接運用國家財政力量，於2004年啟動了取消農業稅費的改革，並於2005年提出新農村建設投資每年增長10%以上，政策連續十年不變，迄今財政支農資金已經超過兩兆人民幣。由於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小農單家獨戶的生產和生活範圍，因此這些內涵著生態文明的要求要真正落實，必然要以農村治理的改善為前提，而生態環境功能和社會穩定功能都是農業和農村發揮外部性的重要領域。

結語：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假如我們一如既往地在很多領域盲目照搬西方個體主義為基礎的且內涵著一定意識形態化的教化功能的理論體系，則會愈發將一些“三農”相關問題，比如農業產業化問題、農村穩定與地方治理問題、農業與農村生態環保問題、流動勞工問題等推向不可解的兩難困境。

我們認為，唯有復興生態文明以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於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取向。而國際經驗比較研究也表明，在小農經濟社會，只有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才能形成制度創新的空間改善鄉村治理，並以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來承接政府各項惠農和生態文明導向資源的注入，最終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和治理的可持續。只有農村的可持續，才有中國全域的可持續。（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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