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3

從2002年中央政府明確“三農”問題為“重中之重”已經過去10年，從國家“十一五”規劃為改變“三農”困境於2006年大幅度增加“新農村建設”投資也已經五年。同期在資本主義主流世界絕無、但在中國卻重複出現的“中國特色”還有很多。例如：中央一號檔案連續發了八個，中國糧食連續增產了八年。這一切，西方文字很難意譯，篤信西方文化者更難以理解，但卻被實踐證明是中國在應對2009年全球危機之際，走出“Ｖ形”反彈的重要的基礎條件。

中國的“三農”改革已經出現了很多不同以往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三農”問題的內涵也亟須重新鑒定：由原來是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轉變為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與農業生態安全的“新三農”。在2012年新一屆領導班子問世，中國新農村建設年度新增投資規模也將超過一兆之際，“三農”領域出現的新動向，應該引起當政者的高度重視。

“重中之重”：維護農民權益就是維護國家穩定

當代“三農”問題中，第一位的是農民權益，因其關乎國家基本安全。在上個世紀提出“三農”問題並引起討論之時我們就指出：世界上任何發展中國家加快城市化，幾乎都伴生“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的貧民窟擴張，並且內生性地導致灰色經濟及相應的黑社會治理，同時導致法治失效、腐敗蔓延和動亂發生。百年來，中國人不論何種體制，都在試圖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並且加快產業資本擴張進程。其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之最大不同，恰恰在於沒有同步推進城市化。

這不僅是中國工業化沒有以大型貧民窟來儲備勞動力後備軍，卻長期維持勞動力低成本競爭的唯一“比較制度優勢”；而且還是中國在高速增長時期得以維持穩定的客觀條件：億萬貧困人口分散在380萬個自然村裡，政府還可扶貧。然而，若一旦被那些食洋不化的政策剝離土地資產把農民集中到城市，那無論是否搞貧民窟，都改變了其農民小有產者屬性；一旦農民通過勞動生產線被改造為世界最大規模且組織性最強的工人階級，中國就有了類似於西方19世紀階級政治主導暴力革命的社會條件。

各地近年來有些人不顧農民權益對於國家基本安全作用，強行推進城市化，不僅造成與美國“次貸危機”類似的、總額在10兆以上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推給中央政府去償還；而且對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兩成的超大型國家構成極大制度成本——人類在資本主義文明階段的城市化，只不過是資本集聚和風險集中的過程。我們一向認為，資本及其風險集中導致爆發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動亂，只不過是城市化的規律性結果——中國群體性事件從2005年的八萬多起飆升到五年之後的翻番，乃強行剝奪農民權益推進城市化的規律性後果；根本不可能靠維穩經費和維穩隊伍的增加化解！

中國在工業化階段的所謂“比較優勢”，主要在於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長期維護小農理性的基本財產制度穩定。因為：土地革命使全體農民平均得到最大的無風險資產——土地，才有農民勞動力投入非農產業使資本獲取風險收益的前提。中國政治家在維護農民權益的基本制度上的一以貫之可謂蕭規曹隨，每隔差不多20年，就給農民再平均分一次 ---毛澤東1950年土改、鄧小平1980年大包幹、江澤民1998年二輪承包……唯此舉，才是農民得以承擔流動性非農就業風險、使企業家或國家得到風險收益的制度條件。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既往經驗，是借助對外產業轉移推動“接受國”構建親資本制度體系，從而得以順暢向發展中國家層級梯次轉嫁制度成本；而發展中國家更具共性的教訓是在債務危機中落入“發展陷阱”。中國作為原住民人口過億的人口大國中唯一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總體上維持穩定，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能夠承受歷次危機的考驗，尚未墮入“現代化”陷阱（即土地私有化，推動無地農民進城，引發的大規模貧民窟衝突和生態災難），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三農”作為城市危機軟著陸的載體，中國可以憑藉城鄉二元結構，向廣大的農村分散城市經濟危機的巨大制度成本。1978年以來受城市危機轉嫁代價的影響，農村也先後發生了三次治理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恰恰是資本力量薄弱的“作為勞動力池的三農”，是中國經濟資本化進程中能夠保持總體穩定的“穩定器”。

鄉土中國之所以能夠承接經濟危機的制度成本，依託的並不是資本動作的邏輯，反而是傳統兼業化小農家庭和多功能村莊因內部人力、土地和資金的多樣化組合，我們稱之為“農戶理性”和“村社理性”。它不僅在當代能夠內部化處理外部性市場風險，而且在歷史上本來就是能夠化解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的內在機制。

本固邦寧：基於村社理性構建鄉村良治

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秉持的基層治理思想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只有自下而上地“啟迪民智，開發民力”才能構建良性的鄉村治理結構。然而，1935年日本進佔華北，政府迫於內外戰爭壓力急於獲取農村資源，從而在全國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這幾乎中輟了民本思想的鄉村治理試驗進程。民國教訓很直白：官本位鄉村治理高成本且必致良紳變劣紳、逼出來良民變刁民。

當代中國教訓欲說還休：我們近七年的一項關於鄉村穩定的課題研究梳理出一個規律：任何外部主體進入鄉土社會，都因與分散小農交易費用過高，而造成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除非政府為恢復鄉村組織化基礎上的自治而全面改善外部條件。我們的研究還指出，新中國60年來發展產業資本期間的八次經濟危機，凡是能夠向“三農”轉嫁制度成本的，位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能“軟著陸”；不能轉嫁的就都硬著陸——“砸”在城裡的危機都造成城市失業和治安形勢嚴峻，引發重大激進的財稅、金融和其他體制變革。上世紀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兩次城市危機，都導致了城市財產關係重大變遷。

但是，在經歷了30年改革尤其是最近15年的激進西化改革，農村政策中某些似乎刻意的去組織化制度安排，已經被意識形態化到政治正確高度，這導致過去有效幫助經濟危機軟著陸的“村社理性”機制越來越失去其依存的組織載體，應對內外風險的能力日趨弱化。由於罔顧村社所有權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客觀效果，已經發揮了比“單嗣繼承制”更甚的對“農戶理性”的破壞作用，催使更多原本屬於小有產者農戶家庭為增加現金需求而派生的有退路的打工者，短期就演化成為必須留在城市的農民工，相對於中國特色的、依附於政府的資產階級而言，他們成為更易於自覺地推進自我政治化的工人階級！

這個人為的顢頇演變終於證明中國也“可以”有符合西方經典理論的政治架構，隨即，使21世紀的中國終於走向了經典理論早已全面論述過（但長期以來卻很難經典地發生）的兩大對立階級主導的社會演進。同期，農村也由於可被資本化的要素（如青壯勞動力和土地）率先離農，而導致最難以被資本化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成為留守農村的主要群體和不斷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遂使農村加劇衰敗。當然，這一切，不僅符合一般市場規律，而且也符合被多數發展中國家教訓不斷地證明著的市場失靈。由於當前各地招商引資盛行所體現的主流的發展邏輯仍然是以資為本，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推進農村組織載體的建設與組織創新，使“草根”為主的農村真正享受農村發展新政的實惠，而這正體現了新的發展階段對鄉村穩定及良性治理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城鄉統籌”，並且近年來不斷強化涉農投資，就是因為中國這個農民人口大國的“三農”發展（而不僅僅是一般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客觀上具有國家穩定戰略的公共品屬性，而長時間以來，這種仍然屬於這種國家層次的公共品供給明顯不足。（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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