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洪揚／12. 29綜合報導】

一場新農民運動正在中國大地上隱忍前行，以廣東烏坎為標誌的事件，讓國際更加關注中國新農民維權運動的發展趨勢。這場農民維權運動的參與者，在新技術的助推下，發展了自己的訴求，希望由單純的農村土地開發的被動承受者，轉而成為農村土地開發的主導者。

這種維權訴求的轉變，第一次讓中國農民的維權從千百年來的單一主張地權，轉而主張農民有權力參與整個土地開發過程。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將「分配土地」、「包產到戶」和「稅費改革」，稱為中共建政後的三大農村革命。而新農民維權運動對農民的影響將遠大於前者。

城市化過程 農地被搶劫式徵收

中國的城市化屬於不可逆轉的進程，城市周邊農業用地不可避免已成為城市化建設用地的唯一選項。在這個城市化的過程中，按照現行徵地、拆遷政策，農民只是被動參與者。農戶由於無法參與土地開發，只能在整個土地開發過程中被動配合，獲得極少的利益。由於實際土地價值與農民所得之收益嚴重倒掛，整個拆遷徵地過程，就成了一個搶劫式的開發過程。

農民要求參與主導土地開發

而新農民維權運動，則提出農民應從城市化的被動參與者，轉為農村土地開發的主導者。維權代表由農民選舉產生，以期最大限度的代表農民意願，在維權運動進入談判階段後，能有效與土地使用方進行談判，以保證農民利益最大化。

正在四川寂寞進行的事件，則是繼2007年11月6日中國農民第一次奪回土地和發生於2011年6月17日的土地案後，中國農民第3次奪回土地的行動，其根本目的就是把土地從少數官員手中，奪回由農民當家做主。

新農民運動是二次維權過程

可以說，這場新農民運動是農民的二次維權過程。在第一次維權過程中，部分農戶依法通過維權手段，主張了自己的地權或得到了一些相應的補償。而二次維權，是農民依法通過維權手段，透過代表組織，參與主導土地的開發。這種由被動參與到主導開發的過程，為中國城市化過程，提供一個可持續的土地供應模式。體制變革意味著利益讓渡，調正懸殊的官民利益格局，成為近期中國改革的焦點。由於各地情況不同，民風民俗有別，維權後援力量不一，新農民運動必然呈現多種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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