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1 《議報》第172期

文化帝國主義的惟我獨尊

當代的帝國主義不再僅僅是軍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國當權者的行為，必然同時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國民眾共同參與，從政治帝國主義擴大到文化帝國主義。如果說政治的帝國有一天可能分崩離析，或者被制度變革結束，文化帝國主義卻不會有這樣的"劇變"，因為文化帝國主義存在於每個統治民族成員的內心，已經化為集體潛意識，注定難以改變。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首先是一種惟我獨尊的傲慢。那種傲慢以群體和個體、自覺與不自覺的方式滲透在方方面面。從貢嘎機場去拉薩所經過的曲水縣城，有一個具有典型文化帝國主義特色的"援藏專案"----"泰州廣場"。廣場占地極其巨大，吞噬無數良田，除了財大氣粗的炫耀，很難解釋必要性在哪里；整個廣場完全是漢地風格，佈置著亭閣、石橋、流水，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廣場中央一組金屬架構頂著一個碩大的不秀鋼球，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科學與進步的象徵；一圈牌廊噴塗著中共領袖的畫像和中共意識形態所製造的標語口號；廣場耗資必然十分可觀，卻跟當地人沒有關係，甚至根本不是為人所建。我在那廣場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磚反射的陽光刺人眼痛，腳下如同一個烤鍋。草坪被鐵欄圍住，寫著禁止入內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立陡深陷的水泥槽中，隔絕了人和水的接觸。偌大廣場只有兩條石凳，遙遙對稱，只是一種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無遮無攔地暴露在大太陽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理休息的人該最多，廣場上卻不見人的蹤影，周邊寬闊的大街也如鬼街一樣空空蕩蕩。這樣的廣場體現著帝國的居高臨下、文化傲慢和財富炫耀，當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發生聯繫，也不值得考慮和顧忌。或者僅僅是為了引起當地的慕和自慚形穢，充當著文化帝國主義的楷模與方向標。它所象徵的是一種赤裸裸的文化暴力與佔領。

    在統治西藏的中國官員中，文化上的傲慢處處體現。最常聽到他們指責當地人懶惰、保守、沒文化、素質低、不懂科學，缺乏商品意識和市場頭腦等，誇耀的則是自己如何迫使當地人改變觀念，整頓作風，獎勤罰懶等。一位在西藏自治區政府主管農業的"援藏"幹部曾以他拍的照片向我證實西藏農民之"懶惰"。農田有很多巴掌大的石塊，就是不撿出去，不是懶是什麼？其實夏季西藏農區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沖跑，平時陽光又格外強烈，田裡水分蒸發過快。把石塊留在田裡，下雨可壓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時石塊下又可保存水分，因此是西藏一種傳統的方法。然而漢人官員的頭腦 ，從來不存在藏人可能比自己更聰明的意識。現任西藏自治區中共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楊松曾這樣聲稱："達賴幾十年沒見過西藏什麼樣，有什麼資格談西藏？我跑遍了西藏每一個縣，我比他更有發言權。"先不說這種話良心如何，因為達賴喇嘛幾十年不能見西藏，正是帝國主義的結果。這種說法首先是缺乏常識。跑遍西藏所掌握的只是資訊，資訊不等於就是"瞭解"。真正的瞭解是出於文化，而帝國官員恰恰對當地民族的文化相隔鴻溝，充滿偏見。楊松的言論突出地表現了他對文化的視而不見，這種淺陋甚至解答不了最簡單的現象：許多殖民者終老在殖民地也不瞭解殖民地人民，而曼德拉在監獄閉塞了27年，難道就沒有資格領導南非？這種傲慢不僅存在于官員，西藏的各種漢人都會認為自己高當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輪車夫、水果小販或包工隊的力工，說起藏民都口氣輕蔑，把他們視為愚昧落後。一位在西藏旅行考察的女作家對我說，她幾乎放棄了正業，精力都用於指導各地的經濟發展。她苦口婆心給當地官員上課，告訴他們如何發展市場經濟，為他們設想應該搞的專案，細緻到如何推動的細節。她氣憤當地官員的冷漠，歸結為他們的保守和懶惰。而在我來看，一個寫詩歌散文的文人到了西藏就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這種不自量力除了出於帝國主義式的文化優越感和惟我獨尊，還能有什麼解釋？我相信她是出於善意，但這種善意足以讓我感到羞愧。

    1980年代自願進藏的大學畢業生中有我不少朋友，他們不同於以前把"一生交給黨安排"的進藏者，也不同於後來追逐功利的進藏者。作為空前絕後的一代，他們在現代西藏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然而從文化帝國主義角度分析，他們同樣也是帝國的成員和文化入侵的合謀者。雖然他們不再是政權機器的螺絲釘，而是個人主義者，但他們把自己視為充當星期五之主宰和啟蒙者的魯濱遜，西藏只是證實他們文化優越的道具和佈景。他們身在西藏卻始終與藏人隔絕，牢守著同類漢人的小圈子。他們不少人跑遍西藏的農村牧場和神山聖湖，卻仍然只是外來的獵奇者或以膠捲文字進行佔有的掘寶人。一幅名叫《乾杯，西藏》的油畫，用23個人物表現了這個小圈子。其中除了三個不會藏語、用漢語寫作的漢藏混血作家，其餘都是內地進藏者。那幅畫以一種殉難式的宗教畫風格自我渲染了他們"進藏"的崇高與犧牲。然而不妨從畫作者于小冬的一個例子來看他們如何對待當地的宗教與文化----"於小冬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房子非常高大，用巨幅的經幡做了幾個不同功能的隔斷……小冬說那種黑白相間的巨幅經幡只有在有神性的河邊或者山頂才被藏民們樹立。他費了好大的功夫和心思，在藏曆年藏民們插新經幡的時候'順'來了這些經幡。"（張子陽，《西藏人文地理》創刊號，86頁）過年時分挂到神山聖水祈求保佑的經幡帶著藏人莫大的虔誠和期許，竟被偷來裝飾和分隔自己的房間，這中間難道有任何文化上的理解與尊重嗎？只有在完全不相通和無尊重的心態下才可能做出這種事。那不是於小東一個人的行為，而是那個小圈子集體的日常習慣。如果有機會看那些人的西藏收藏，幾乎每人都有成堆的盜竊品。我不想把自己排除在文化帝國主義的影響之外，有時這並不取決於個人願望。居住英國的藏族學者次仁夏加在批評我的文章時有這樣一段話："要讓中國的知識份子客觀地、通情達理地考慮西藏問題，無異於要讓螞蟻舉起一頭大象，那不是他們的能力和視野所能及的----無論這些人是中共官員、信奉自由主義的民運分子或者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情況都一樣。他們的觀念不能不受制於他們的民族偏見，他們的想像也無法擺脫所有殖民者都會自以為是的那些東西的束縛。"（《血染的雪域--對王力雄的回應》，林猛譯）我能理解這種看似激憤過度的話。即使在中國最重視民族問題的民主派人士中，也一樣存在文化帝國主義的意識。其典型便是大一統的思維。即使在推行民主理念時，他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採取惟我獨尊、居高臨下的姿態，自認可以對少數民族的訴求進行裁決，劃定只許追求民主、不許追求獨立的底線，而不願意在受壓迫民族的立場上進行思考與理解。

    漢人民主派一般都不承認中國存在民族壓迫，而是歸結為專制壓迫，並以漢族人民受同樣壓迫為理由，要求少數民族與漢族一道為中國民主化奮鬥，而不該單獨追求本民族目標。但事實並非如此，一方面專制壓迫對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區別，如漢族學者寫出《討伐中宣部》的檄文，漢族記者發表訓斥團中央書記的公開信，都未波及其在體制內的地位，唯色僅僅在書中說了一句對達賴喇嘛的崇敬，描述了一下尼瑪次仁的困惑，就被剝奪掉一切，怎麼能說是受同樣壓迫？到過漢地的少數民族人士有共同感慨，漢人敢於發表的言論，如果出自少數民族，早就會關進監獄。另一方面即使在漢族民主人士心，也存在一個不說出口的共識----未來的民主中國將不惜對堅持獨立的少數民族發動戰爭，也要保持國家統一。這就不是專制政權對各民族的共同壓迫，而成了漢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處於專制壓迫下的漢族普通百姓也往往在民族問題上自覺追隨帝國，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區的漢族百姓----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內地招來的民工----不僅在帝國指揮下參加對當地民族的鎮壓，不少人還表現得十分踴躍。一種貌似公允的觀點是：應該強調共同的人性，不要強調不同的民族性，按客觀標準、法律和民主程序平等對待一切，不能因為民族不同而區別對待，以免人為地激發民族衝突。但是任何標準、法律和程式都不是純粹客觀的，都與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帝國主義既然不會隨政治民主化同時消失，還會在主體民族的多數成員意識中長期存在下去，那種情況下的不分民族，結果就只能是被主體民族主導，成為對弱小民族的實際不公。尤其是在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人口相差巨大的情況下，代議制民主更可能忽略少數民族的權利。那時沒有民族主義的堅守，少數民族的文化就會被多數民族的文化窒息，同時又在民主旗幟和現代化話語面前失去反抗權利。

    如薩伊德的精闢分析，當前世界的民主社會依然存在廣泛的文化帝國主義現象，那種帝國主義不需要政治壓制和暴力手段，只靠以自由民主方式形成的"主流"，就足以把異己文化擠壓在邊緣，使其枯萎直至消亡。很多人反對全球化其實就是反對這樣一種"主流"。在這種情況下，弱勢民族的文化抗爭需要民族主義的支援。民族主義在文化抗爭的意義上是積極的，只要不轉變為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尤其不能成為訴諸暴力和衝突的民族主義。一個公允的社會應該給這種文化上的民族主義留出合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