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1 《議報》第172期

消解文化帝國主義取決民族表述

    對民族文化最好的保護當然是建立獨立民族國家。但是獨立難度和代價過高，尤其是民族實力相差懸殊時甚至沒有可能。不過若把獨立看作保護民族文化的手段，只要能達到保護民族文化的目的，是否獨立並不重要。而在同一國家內實現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除了需要政治制度提供相應機制，還取決主體民族的帝國主義心態消解，因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機制只有在主體民族的支援下才是真正可行的。不能單純指望主體民族自我覺悟消解文化帝國主義，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長過程。少數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志表達和耐心說服，去主動消解主體民族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就對少數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提出較高要求。

    表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我想著重強調的方面是掌握主體民族的語言。對此肯定會有質疑：為什麼要藏人學漢人的語言，而漢人不學藏人的語言？這的確不公平。主體民族出於文化傲慢和必要性較弱，往往不學少數民族語言。但少數民族如果為了追求平等而拒絕掌握主體民族語言，也就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為在帝國體系中，表述空間和載體都被主體民族語言佔據。要求主體民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並且主動瞭解和理解少數民族，固然是有尊嚴的要求，可能性卻不大。堅持這種要求的結果是少數民族吃虧。而如果換一種思維，把掌握對方語言當作一種主動進攻，就像學習和使用對方發明的飛機軍艦一樣，就不會過分纏繞於尊嚴問題。因為表述不是自己思考，而是說給外人聽。沈默地自我堅守本民族文化只是一種被動抵抗，最終阻擋不住強勢文化擴張，避免不了被吞噬的命運；暴力對文化帝國主義也沒作用，即便像滿洲人那樣征服了中國，照樣會被中華文化帝國滅種滅族。反對文化帝國主義只能用文化本身，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的展示，感染和吸引對方，才能促使對方放棄帝國主義心態，產生尊重和回歸平等。這種主動進攻是對本民族文化最好的保護，同時也能促使本民族文化發展。從這個角度，民族的表述更為重要，要求的表述能力也更高。而這種表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在美學層次使用對方的語言。

    歷史因素的組合恰好為藏族造就了眾多這種人才，其中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和詩人就達數百之多--被稱為藏族的"漢語作家群"。其中的佼佼者如唯色、梅卓、色波、阿來、紮西達娃等，對漢語的掌握超過很多漢族作家。藏族內部對這種現象評價不同。一些人認為是殖民主義的結果。的確，分析這些作家的情況，殖民主義色彩相當鮮明。首先"漢語作家群"的多數人都是在"四省藏區"長大。四省藏區是中國有意對西藏進行分治的結果，把西藏毗鄰中國的區域劃入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四省藏區漢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上述幾位作家都不會藏文，有的甚至不會講藏話。除梅卓之外，其他幾位都不是純粹藏族----唯色和色波各有四分之一漢族血統，紮西達娃是二分之一漢族，阿來是半回半藏。他們都有漢族名字並長期使用，配偶也都是漢人（包括梅卓）。還有一個特點是，除了阿來出身普通農民，其他幾位的父母都是中共幹部，其中唯色、色波、紮西達娃的父（母）親是共產黨最初進軍西藏時從康巴藏區招納的先頭部隊成員。問題是簡單地把這些作家當作恥辱，還是把他們當作民族的財富與武器？如果承認民族表述對反抗和消解文化帝國主義的作用，這個問題就不難回答。事實上，藏民族擁有的表述能力已經得到相當成果，尤其和維吾爾族對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僅僅二三十年前，漢人對藏族文化的瞭解還是剝人皮、挖人眼，是"最黑暗、最野蠻"的社會。而現在，千千萬萬漢人把西藏當作聖地心向往之，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傾倒。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動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國際上幾十年不斷努力的結果，再通過西方橋梁進入開放後的中國；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漢語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沒。而這兩方面的表述維吾爾族都沒有。其實維族在日常生活中對漢語需要更多，因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語言。現實中也的確能見到不少漢語不錯的維吾爾人，但是我卻從未見過用漢語寫作的維吾爾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漢語傳教的維吾爾宗教人士。這和藏族相比是一個很大的差別。解釋這種現象，可能與維吾爾族在文化上的堅守有關。維吾爾知識份子有一種集體的不約而同，在媒體和公共場合排除漢語。六、七十年代改革的新維語，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廢棄，口語中吸收的大量漢語辭彙也逐步被英語辭彙替代。這種替代過程不是串聯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義的社會氛圍自發推動。即使是在監獄 ，維吾爾犯人誰使用漢語辭彙都會受其他犯人嘲笑。我的一位維族朋友從小在北京長大，當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學會維語。但因為他的維語不好，被其他維族人認為喪失了民族性，不但沒人幫助他學維語，反而處處對他蔑視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沒有學會維語。可以想像在那種社會氛圍中，當然不會有人願意成為用漢語寫作的作家。

    雖然新疆比西藏漢人多得多，從保持民族語言、避免語言同化的角度，維族卻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內聚性也更高。但是從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卻又是在藏族一邊。維吾爾人一是不屑于向漢人進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擔心政治迫害的國外社會，流亡維族人也拒絕與漢人對話，不參加與漢人有關的活動；二是缺乏能夠提升到美學層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漢語表述大都是政治訴求和口號，對漢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說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觸。一個典型現象是，中國內地的高檔書店跟藏族有關的書堆滿書架，長期熱銷，而跟維族有關的書卻寥寥無幾，無人問津。維吾爾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樣有悠久燦爛的文化，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差？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漢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新疆民族和伊斯蘭文化的興趣，但因為幾本漢人寫的書存在讓穆斯林不滿的內容，導致了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穆斯林激烈抗議和街頭示威，甚至出現模仿霍梅尼對拉什迪發出的追殺令，威脅作者和編輯的生命，從此導致內地作者和媒體儘量遠離跟穆斯林有關的內容。而維族又沒有自己的漢語作家。由此形成一種回圈，越缺乏有關維族的漢文出版物，漢族對維族瞭解越少，越不容易形成興趣和市場，漢文媒體也就越缺乏關注維族的動力。目前局面正是這樣----漢人對維族完全陌生，對維族歷史和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對新疆問題的認識也局限於當局宣傳。大多數漢人對維族不瞭解也不想瞭解，只有害怕和敵對。而這種局面對維族自身其實最為不利。藏族卻因為宗教的包容性（也因為與漢族宗教相通），達賴喇嘛積極與漢人和解的路線，加上擁有眾多用漢語寫作的藏人文化人，與漢族之間文化交流密切，不斷把西藏文化介紹給漢人，使其成為文化熱點，甚至成為時尚象徵，產生眾多"西藏發燒友"。美學層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問題帶入漢人視野，使漢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場。這種以柔克剛的力量可以給其他少數民族一些啟發。當年成吉思汗的大軍世界無敵，西藏不但沒亡，反而蒙古族從此歸依藏傳佛教，不靠別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