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1 《議報》第172期

彌補民族語言的缺失

    藏族的漢語知識份子有一個普遍問題----本民族語言掌握得不好。他們中間的多數不能讀寫藏文，有的甚至藏話都說不流利。這一方面是殖民主義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接受的教育，那時四省藏區很多學校幾乎完全不教藏語。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導致他們漢語好到能成為作家的程度----漢語已經是他們的母語。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種足以成為作家的語言。但是當西藏作家協會的主席紮西達娃在國外和流亡藏人見面，雙方只能用對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義象徵的漢語進行交流時，足以讓海外藏人提出這種質疑：既然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不掌握本民族語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進行表述呢？的確，民族不是種族，其更重要的內涵是文化而非血緣。如果不能和本民族文化溝通，漢語能力再好也和本民族無關，只相當於給漢族增加了皈依者，成為文化上的漢人。藏語不好確實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歷史產物，責任不在他們本人。我之所以認為藏語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擔對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為有兩個因素----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可以作為缺失民族語言的彌補，使他們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聯繫，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民族主義是當今最主要的民族意識表述，那種表述不需要建立于文化傳承的基礎，只需要對自己的民族具有認同，也不一定非用本民族語言，反而用漢語表達本民族訴求，更容易被中國當局和漢人社會聽到。藏族的"漢語作家群"中普遍存在民族主義意識，雖然一般不敢在政治層面公開表達，但在他們各種以文化面目出現的作品中卻是處處都可感受。在美學領域用文化形式表現民族主義可能是出於不得已，但是效果可能比純粹政治面目的民族主義要好。因為政治的民族主義雖然可以表達訴求和抗爭，但其主要內容只能是爭取權利，往往具有清算、對抗和排外的性質，缺乏寬容、妥協與和平，因此往往不利於民族之間的關係，還可能加強敵對與衝突。而文化上的民族主義卻主要體現為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繼承和堅守，不需要與其他民族對抗，因此可以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從這個角度說，藏族的"漢語作家群"目前以文化形式表達民族主義，綜合效果可能更好。不過既然文化是歷史積累的，很大程度依靠語言傳承，不掌握本民族語言的藏族作家，惟一能讓自己和民族文化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民族宗教信仰。

    藏民族文化大部分都彙集於宗教，民族意識也主要是圍繞宗教形成。宗教在現實存在和發展，不像風俗傳統正在過去，變成形式，因此只要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使不直接通過語言也能和民族意識相連，以及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層。在這層意義上，藏族的漢語知識份子信仰藏傳佛教就特別重要。這不是從宗教本身說的重要，而是因為沒有宗教信仰，他們就會失去與民族文化之間的惟一紐帶。唯色能夠成為藏民族意識的表述者和民族文化的捍衛者，關鍵就在於她是一個虔誠的藏傳佛教信徒。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討論只針對特定人群，他們以漢語為母語，能夠成功地為藏民族進行表述，因此，以失掉本民族語言為代價換得的漢語能力，可以被視為一種能變成好事的壞事。然而這種邏輯對民族的普通民眾是不成立的。普通民眾不擔負表述任務，失掉本民族語言對他們只能是壞事。作為民族群體，這方面應該向維吾爾人學習，通過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枝末節，時刻捍衛和傳承包括語言在內的本民族文化。

    超越"民族內部的私語"有人會說，即使藏族沒有漢語知識份子，民族意識的表述也從來都有。哪怕在鎮壓最烈之時，藏人也沒有停止過在私下場合以抱怨、調侃、傳播"小道消息"等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然而那類表述多為親朋好友之間的悄悄話，或者頂多是在藏人場合中"民族內部的私語"。漢人是無從聽到的，甚至當局也可以從表面的無聲以為"前所未有的穩定"。那類表述的作用相當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內部私語，而是要有面對漢人民眾、中國當局和國際社會的公共化表述。否則漢人民眾對西藏的瞭解就只有當局的宣傳，當局也只能透過情治系統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鏡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為沒有聲音而被忽視。舉一個例子，著名的漢人游泳家張健曾經橫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聖湖，征服性的橫渡對藏人而言是一種褻瀆。類似的褻瀆神山聖湖的行為過去多有發生，藏族雖有廣泛不滿，但多數只是內部抱怨。張健橫渡青海湖時完全沒有藏人聖湖的概念，隨後又宣佈要橫渡另一個藏人聖湖納木措。這時藏人的漢語網站"藏人文化網"發表了一封給有關部門的公開信；唯色同時起草了一封簽名書，呼籲張健放棄橫渡納木措。公開信和簽名書立刻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開來，被廣大中國線民所知。在唯色簽名書上簽名的數百人中漢族占了近一半。國外中文媒體對此也進行報導，成了一個矚目事件。面對輿論的譴責，張健取消了橫渡納木措的計畫，唯色簽名書中提到的歌手韓紅也放棄了"空降布達拉宮"的演唱會。這個例子顯示出，公開化的表述和民族內部的私語，效果完全不同。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為藏民族進行公開化的表述。西藏問題被國際矚目和他們的表述分不開。但是對中國的漢人而言，一是因為新聞封鎖，二是因為語言不通，影響很有限。況且漢人往往認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內藏人，其表述是宣傳而非真實，因此針對漢人，需要西藏境內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漢語進行表述。

    唯色的遭遇無疑說明西藏境內的表述可能付出的代價。但是沒有代價就奇怪了。這是必須面對的犧牲，是與帝國主義抗爭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識的表述在目前中國只能是一種異議。世界有過很多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異議運動。雖然在西藏形成那種異議運動還很遙遠，但至少不能一直沈默，而需要發出公開與可持續的民族聲音。"公開"和"可持續"是兩個重要原則。"公開"除了指場合，還需要使用漢語。前幾年在拉薩舉行的全國民族運動會上，一個藏人混入開幕式舞蹈表演的佇列，在場內持續喊西藏獨立的口號，但因為沒有擴音設備，多數人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即使聽到，各地來賓也因為不懂藏語，只當作是節目的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夠英勇，卻幾乎沒發生任何影響。他的結局和下落從此杳無音訊，人間蒸發，只有藏人口頭相傳。另一事件是在烏魯木齊舉行的新年晚會上，一個維吾爾人在演出中間徑直走上舞臺，用維吾爾語朗誦一首政治性詩歌。他也利用了公開場合，但結果和上述藏人一樣，多數在場的人聽不懂維吾爾語，不知道怎麼回事。這種事即使最終輾轉傳到海外，因為不再是"新聞"，媒體也不再有談論的興趣。類似的抗議行為一直有發生，但都不可持續，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當事者隨後就會窒息於鐵牢，再也發不出聲音。而且那種表達頂多是幾句口號，可以表達勇氣，卻不能產生說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動，可以作為事件給人留下印象，卻不能當作道理進入人的思想。

    最可能擔負公開和可持續的民族意識表述的，應該就是掌握漢語的民族公共知識份子。這一是因為他們的表達可以直接面對漢人民眾和中國當局；二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利用媒體，即使在被封殺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中文互聯網傳播聲音；三是因為他們能夠融入中國社會主流，從而進入關注中國的國際社會視野。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牽制可以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護，他們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觸碰專制底線。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就在於其所作所為能被公眾看到，因此他們對底線的觸碰可以給民眾增加勇氣。雖然民眾的勇氣只能一點一滴地增加，但時間積累的結果滴水穿石，會使社會發生很大變化。相比二十年前，今天中國人的恐懼程度減輕了很多，並不是因為當局鎮壓的能力減弱和專制性質改變，而是專制的最大難題在"法不治眾"。只要眾人保持在一條平齊線上，暴政往往就無可奈何。由具有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識份子漸進地碰觸專制底線，成為能夠提升大眾勇氣的榜樣，而大眾保持平齊----只要不超越集體的平齊線就有安全----跟進，這是在專制制度中拓展自由空間、克服民族失語和啟動異議運動的一條有效途徑。西藏以往沒有產生這種公共知識份子，是因為知識份子都被囊括在體制之內，而異議和體制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間幾乎全被體制把持，並且西藏沒有形成文化市場----這能看出西藏漢語知識份子另一重意義：公共知識份子必須能靠市場謀生，才可以擺脫體制控制，獲得表達異議的自由。藏語知識份子的空間只能局限于缺乏文化市場的藏區，離開體制就不能養家活口，而中國內地已經形成廣大的文化市場，藏族漢語知識份子可以利用漢語空間解決生存，從而也就可以得到擺脫體制的能力。唯色事件不應該作為一個單純的人權案例看待，那只是在眾多案例中增加一例。這一事件可以同時產發很多思考----西藏如何與兩種帝國主義抗爭？如何?生表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知識份子？藏族漢語知識份子的作用是什麼？帝國政策的組成部分，中國長期通過漢化教育培養帝國在藏族內部的同盟者，雖有成功之處，但也產生出不少和唯色相似的人物。他們的民族意識沒有因為漢化教育減弱，反而更為強烈，同時他們又掌握了用漢語表述民族意識的能力。這一代人目前逐步成為西藏社會中堅，未來可能成為藏族各方面的領導者和領頭人。西藏會不會出現一個具有理性精神又通曉漢語的異議知識份子集團，乃至出現藏族的薩哈羅夫或哈威爾？漢族人士則應該思考這種前景對西藏和對中國，對解決西藏問題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應該如何迎接和回應這樣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文化帝國主義。

2004年8月－10月 於拉薩、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