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年期間，內蒙古人權同盟主席席海明酒後來電，痛訴蒙族民眾近幾十年來的悲慘境遇，令人唏噓不已。幾年前曾看到資料，內蒙某市人均GDP號稱中國第一，但該市蒙族牧民收入卻遠遠低於中國平均水平。那些石油、煤炭、稀土和其他金屬礦產帶來的利益，和蒙族人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這種令人憂心的狀況，實際上在新疆和西藏是一樣的。

在1840年以前，中國文明面對的外來挑戰主要來自北方。最早是戎，後來是匈奴和羌，再後來是鮮卑、突厥、契丹、女真，最後中國人遇上了蒙古，終於第一次滅國了，成了蒙古大帝國的其中一部分。雖然後來的中國人很技術地把元朝變成了中國歷朝歷代的其中一個，但中華文明的斷代卻永遠變成了中國人心中的陰影。

實際上，很多歷史學家把蒙古之前和之後的中國文明區分對待。湯恩比就認為，宋朝之前的中國是華夏文明，而宋朝之後是遠東文明。他之所以把後來的中國歷史劃歸遠東文明，很明顯是認為，在元朝之後，中國的文明和蒙古、西藏、朝鮮、女真（後來的滿清）以及日本是交融共生的。或許我們中國人不太情願，但卻很難不認同這種觀點。即使是現在，中國是否能夠崛起，中華文明是否能夠重振，如何處理民族和文化衝突仍然非常非常重要。 

無法否認的是，在處理這種衝突的時候，中國人很難從我們悠久的歷史中汲取各種政治智慧。治理外族的模範，倒是本身就是外族人的滿清，他們的武器是一國多制。中共曾吹噓鄧小平發明了一國兩制，殊不知統治1,200多萬平方公里的滿清帝國早行在先。其在東北關外、蒙古、西藏、漢地以及新疆，實行採用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結果基本上是兩三百年幾乎沒有傳統的外患。滿清後來遇上了和遠東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終於也有洋夷之患，那是另話。

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區域自治」，而不是民族自治。這不是中共的發明，同樣的手段和方法西方列強用了幾百年。但不同的是，西方的住民自治是真正的自治，而中國大陸的自治是被代表下的自治，既沒有民主選舉，也沒有獨立司法。於是民族區域自治，也就成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制，因此所有的社會和政治矛盾，在這些地區最後都演化成為民族矛盾。

最近幾年，中共有意推動這種變化的速度。即使是在平息暴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採取經濟援助和政治高壓的傳統手段。在政治高壓方面，北京強調三股勢力，就是把矛盾全部歸結成為民族和宗教矛盾，以掩蓋治理的政治失敗，並盡量獲取內地漢人的支持。但在內蒙古，這種情況完全不同。內蒙古既沒有蒙古人獨立運動，也沒有宗教鬥爭。但正如席海明所說，中國蒙族的境遇卻是幾大少數民族中最為悲慘的，經濟上被大肆剝奪，文化上被完全消滅，政治上更是被嚴厲壓迫。

在中國，被剝奪最嚴重的其實是漢民族，失去了傳統，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土地，甚至連民族服裝都不再存在。在當今世界的潮流之下，自下而上的民主機制，大概是中國人唯一的出路。而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救運動，也只有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其中一環，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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