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文化融合的力量泯除了種族與國家的界線，但中華文化所以具有融合不同民族的力量，而未在與其他不同民族接觸時，發展出極端的種族主義，並導致滅絕種族之較為激烈的結果。究其原因，對中國來說，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所以能夠成為同一功業，是因為中國文化中居於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由於其仁、義學說和主張行仁道，使得在與其他民族接觸時，弱化了華夏民族之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義的野蠻因素，並有效抑制了由華夷之辨可能導致的種族隔離，乃至出現種族滅絕的傾向，並使華夷之辨主要不是以種族或種類，而是以文化（禮）作為標準。關於此點，可從古代中國以天朝自居而實行的朝貢制度看出梗概。自漢迄清對周圍藩國所實行的朝貢制度，亦即行朝拜和納貢之禮，主要目的是對中國皇帝行君臣之禮的象徵意義，以表達歸化於中國的一種形式。然而，朝貢制度雖然體現中國在亞洲的統治地位，但中國所追求的只是文化上的霸權而已。經濟上的考慮即使有，也常常是次要的。事實上，中國對於前來朝貢之藩國，所給予回報之賞賜，在經濟價值往往上也超越了貢品，所以談不上什麼經濟利益考量。而中國所需要的，其實是使「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平天下」的文化目的。因為古代中國人的所謂平天下，雖然說也難免會伴隨著武力的征服（如漢唐時期的拓邊），但是「平天下」的根本目的卻不在經濟上的掠奪，而是在文化上的推廣和發揚，此亦即王鵬令所稱之「平天下」或「泛中華」的文化民族主義。

總體而言，幾千年來，入主中原的不論是漢人或是其他民族，都承繼了秦漢所奠定的政治制度。而漢武帝以後，也都是以儒家思想為各項制度與文化發展的理論基礎。所以，雖有幾個由北方游牧民族為統治民族的王朝，具有農牧兩種文化結合的鮮明特點，但仍以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化為主體，因而中華文化傳統從來未被割斷，並形成中國古代從「夷夏之防」到「多元融合」，乃至於「中華一體」的過程。也因此，使得在中國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固然存在著無數的次文化，但是，這些次文化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可能比他們之間的差異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更具決定性，因此，我們仍然說他們具有同一個文化。

這樣一個以文化為首位的觀念深植人心，使得「中國人」這個名詞自正式出現在春秋時代以來，便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對中國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位的觀念，國家則是第二序以下的觀念。而文化一方面永遠在變化之中，另一方面又萬變卻不離其宗。而這就是中華文化所形成的多元一體架構，使得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文化相互浸濡之下，得以凝聚成一共同體之認同基礎，再由此將文化認同轉化成為主權國家建立後，作為主權中國之國家認同的國族團體。所以，我們現在所稱的中華民族，既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族」，但還保有高度文化意義的一個民族實體，故能同時成為海內外「華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共同基礎。（這套文化至上的天下觀，實不符近代國家的理論與國際秩序的運作，也使中國萌併吞台灣的妄念！）

伍、悲情中國與悲情台灣（代結論）

「中華民族」概念之建立，是用來作為主權中國的國族團體，目的則在於凝成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國族與民族最主要的區別，即是國族具有凝成國家認同的政治意義，民族則較為屬於文化意義。在此區別下，如新加坡人民之構成，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華人」，若稱民族種類的話，我們也可能會說屬於「華族」或「中華民族」。但問題是，中華民族既然是主權中國之國家認同基礎的國族，那麼新加坡是另一個主權國家，其人民何以能夠被歸類為屬於主權中國之國族的「中華民族」呢？類此疑問，的確經常讓人感到困惑。本文對於這個「有趣」的問題，在此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以作為本文結論的一部份。

首先，「中華民族」概念之提出，的確是為了建立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族，以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然而，從本文前面的討論中可知，「中華」一詞其實含括了「中國」與「華夏」兩詞。並且，所謂的「中國」，原本即有地理區域、民族類別及文化體系等多重意義，而「華夏」指稱的民族類別與文化意涵則更不待多言。因此，除了「華人」或「華族」解釋上並不必然指的是「中華民族」，也可視之為僅具民族類別意義的「華夏民族」外，即使「華人」或「華族」指的是「中華民族」，也由於「中華」兩字本即具有民族類別與文化體系的意涵，使得「中華民族」所代表的含意，不盡然只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族」而已。

再者，中國近百年來即使曾歷經了壓迫與苦難，但在世界舞台與歷史長河中，不容否認地始終是一個大國。我們如何自稱是哪個民族，在自己內部或許能夠有個很精細的區分，但相對於面對外人來自我標誌，或是外人對我們的指稱時，往往與中國強盛時期的稱號就可能產生了聯繫。例如，「漢人」指的即是華夏民族，但海外目前仍沿用的「唐人」稱謂，所指雖不必然只是「漢人」，卻包括了「漢人」及來自於中國那塊地域的民族人種；且正因為漢、唐是中國的盛世時代，所以來自於中國這塊地域的民族，就自稱或被稱為「漢人」或「唐人」。如果這樣的推論不至於太過偏頗，現代主權中國建立後，固然「中華民族」概念的創始，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國族，但我們自己或外人在指稱源自於中國這塊土地的民族人種時，以「中華民族」來稱呼亦是極其自然之事，且亦應無太大的錯誤而與國族的意涵有所扞格。

與上面的疑惑相類似，而尤其發生在台海兩岸關係上的，就是「中國」的概念。我們都同意兩岸同為「中國人」，也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這是基於我們對「中國」及「中華民族」意涵的更深一層了解。但是，如果說「中國人」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相信在台灣的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會同意這樣的認知。因此，同樣有趣的問題是，台灣同胞雖大多數都認同我們是「中華民族」，但如果大家認知「中華民族」是主權中國的「國族」，而且目前世界上僅有的一個主權中國又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話，恐怕將使他們作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認同，發生了混淆與動搖。

這樣的疑惑發生之原因，其實是「政治中國」（即主權中國）與「文化中國」在台灣同胞內心中交互糾纏的結果，而且隨著「政治中國」觀念的深化強調，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後，反而使得台灣同胞內心中「文化中國」意識的退位，並有走向建立台灣民族主義以作為台灣獨立建國後之國家認同基礎的趨勢。事實上，台灣在兩蔣政權時代，雖然兩岸間互相敵對意識強烈，但還保有「文化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意識，並靠著我們更為「中國化」來爭取對方的民心。在這個時期，除了政治意識型的對立外，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認同，則少有遭到質疑。然而，隨著「政治中國」觀念的強化，卻逐漸割裂了兩岸同胞間血脈相連的情感。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主要論述，大致上是先靠著訴說台灣和大陸交往歷史中產生的「台灣悲情」，來切斷與大陸的關係，並進而建構台灣民族主義以建立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至於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者，同樣也是基於非常濃厚的「中國悲情」，因而將台灣問題不僅僅視為台灣與大陸間關係的問題，而是中國和西方列強關係的延續，也是中國受西方列強欺負的象徵，以及中國積弱和恥辱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