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中華民族凝成的基礎

中華民族這個新的國族團體，以目前中國境內至少存在著具有民族學意義的五十多個民族而言，應可說是更高一層次上的分類，而且含括了這些民族類別，並成為所有在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稱。根據寧騷教授的分析，民族形成的特徵有六：(1)是在歷史上形成的；(2)具有共同語言；(3)具有共同的地域；(4)具有共同的經濟生活；(5)具有共同的心裡素質，或是共同文化；(6)具有穩定性；而且，他還認為現代的民族，應該稱為國族。這樣的看法，其實即是就中國的民族發展情形所為之考察分析，也正是中華民族得以凝成的根本基礎。簡單來說，中華民族固然可說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稱，而且係經由「自覺」存在所「創造」出來之更高一層次的「單一民族實體」（實即國族團體），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費孝通教授的研究認為：

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特色，距今3000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

然而，相對於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及國家主權觀念輸入中國以前，傳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說是種「文化民族主義」，而其缺乏現代國家主權的觀念，擁有的則是源自於文化民族主義的天下觀。正因為這樣的天下觀，傳統中國對於民族與國家間的界線模糊，且即使有所界線，大體上也不在於種族的不同，而主要是以文化為依歸。金耀基即謂：「中國是一個國家，但它不同於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它是一個以文化，而非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或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正因為中國具有這樣一個獨特的民族觀與天下觀，使得中國各民族的融合與凝結，乃能夠「自在」地發展。至於傳統中國的民族觀並不具有近代之民族觀念，可以蕭公權的一段話作為說明：

按區分民族，不外種族與文化之兩大標準。中國古籍中涉及民族之處，多著眼於文化之殊別。其就種族以分夷夏者不過有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及周語「血氣不治，若禽獸焉」之少數例證。孔子論夷夏，則已廢棄種類之標準而就文化以為區別。…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變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無定界，則均已失其種族之意義而成為文化名詞。故孔子所謂「夷狄」，其含意略似近世所謂「野蠻人」，而非與「蝦夷」「馬來」等同例。其所謂諸夏亦略如今日所謂「文明國」，而不指「黃帝子孫」或「中華民族」。吾人之解釋如不誤，則嚴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嘗有近代之民族觀念。

中國傳統的民族觀是什麼樣的形貌呢？先不追溯古代的思想與典籍，我們看看一九六0年代兩岸間的一些作為，就可隱約透露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觀念。正當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海峽這一邊的政府，則特別強調文化意識，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以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與發揚者自居，用以對照中國大陸對中華文化進行的革命運動。如此作為所彰顯的意義是，中國文化有一道統，是由堯舜與湯禹湯文周公孔子一脈相承，而這一邊的政府代表的就是中華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同時，當時還特別選定創建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之誕辰紀念日，作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由蔣介石總統親自擔任會長。而其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的華人宣告，我們才是傳承中華文化的真正「中國」，亦即以文化意識來昭示我們才是「中國」的正統。

藉由文化的「道統」來互爭中國之「正統」或「正朔」的觀念，如果以西方民族主義及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就很難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即在於中國傳統民族主義思想中，文化認同是高於種族認同及國家認同的，而中國的「疆域範圍」是由「文化所及」來界定，其他民族如果認同中國文化，便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反之，如果不認同中國文化，當然就不屬於中國的一份子。相較於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可說是一種政治正當性理論，並主張民族的疆域不應當穿越政治的疆域。在這樣的思想下，不僅要求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所組成，且國家的疆域是伴隨著主權觀念而確定，因而西方民族主義強調的是國家主權與國家認同。中國的情形便非常不同，在文化認同高於種族與國家認同的思想下，民族與國家的界線都是以文化為標準，所以B. Russell 初至中國在上海演說時，即有冷雋之語曰「中國實為一文化體而非國家」。

中國古代自有史以後，就沒有一種很清楚的民族界線。以春秋時代對於蠻、夷、戎、狄的稱呼來說，並非純是一種血統上種姓上的分別，亦即並不是一種民族界線。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中國古代四夷與諸夏區別的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前面提及的明太祖《論中原檄》，以及韓愈《原道》中謂：「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均是傳統中國的民族界線不以血統為區分，而是以文化來區別夷夏的證明。所以，美國學者哈里森(James Harrison)曾總結60年代當時學術界，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國家的研究後總結說：

在傳統中國，人們強調的是文化主義(culturalism)。文化主義基於共同的歷史傳統，共同的信仰體系。它與基於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之上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國人的文化自秦漢時代開始，就包含著一種政治上和民族主義的優越感和忠誠感。在幾千年的中華帝國歷史長河中，中國強化了愛國主義、種族優越感，排外感和對傳統王朝的忠誠感。但是中國人的基本認同感是針對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沒有獨立的國家認同感和忠誠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區分開來。就是說，中國人把最高的忠誠感給予文化而非國家。對中國人來說，沒有任何理由去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文化來強化國家忠誠感。

中國人這種文化主義至上的觀念，使得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觀念裏。而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於是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因為「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也因此，民族與國家兩者間常如影隨形，有其很親密的聯繫，而使得「民族融合」即是「國家凝成」，「國家凝成」亦正為「民族融合」。而此處所謂的「國家凝成」，固然是指古代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從氏族部落而封建、而霸主聯盟、而郡縣帝國所逐漸凝結一統的過程，但除了民族界線因而逐步消失外，更重要的則是民族融合而完成了「文化國度」的凝成。梁啟超即認為中國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嘗認為國家是人類最高團體，而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目的則在平天下。此種「反國家主義」或「超國家主義」的政治思想深入人心，二千年來得失參半，因為「常被異族蹂躪，是其失也；蹂躪我者不久便被同化，是其得也。最後總結算，所得優足償所失而有餘。蓋其結果，常增加「中國人」之組成份子，而其所謂「天下」之內容，乃日益擴大也。歐洲迄今大小數十國，而我則久成一體，蓋此之由」。

由此可知，中國人因文化主義的思想脈絡，而超越了現代主權國家之觀念，但也同時因文化主義而使民族不斷同化或融合，使中國雖然民族眾多卻能久成一體，並成就了崇尚文化的天下觀。梁漱溟曾引顧炎武《日知錄》論正始風俗中：「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與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一段話，指出顧炎武全文的正確觀念，「恰恰沒有今世國家觀念的存在！恰相反，他所積極表示每個人要負責護衛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種族，卻是一種文化。他未曾給人以國家觀念，他倒發揚了超國家主義」！更可說明中國人對於中華文化的深層認同，尤其超越了種族及政治體系的界線，能將不同的種族與政治體系下的人民，緊密聯繫而形成自我認同的共同意識，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天下觀，並認為天下興亡，匹夫亦有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