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中華民族的提出：從民族到國族

作為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即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先有了中國民族主義，然後才有中華民族概念之形成，而這也是認為中華民族乃為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之原因。並且，由於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使得民族被越來越本質化，因而也越來越被當成一個根本存在的東西。基本上來說，固然中國仍是個多民族國家，並尚存在著各民族之間的隔閡與潛在衝突之可能，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已經被「想像」為一個根本存在的民族，並成為在以中國這塊土地為界線上的人民，甚至是久居海外的「華人」所共同認同的一個民族實體（？），當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促使各民族凝聚成一中華民族的明證。此外，我們看到蘇聯解體及東歐共產國家體制革命後所造成的民族衝突與獨立，卻未對中國境內各民族產生骨牌效應之連鎖影響，或許也是百年來建構中華民族為一實體的另一項證明。（胡扯！維族、藏族、蒙族有自承為中華民族？一言蔽之：大漢沙文主義作祟！）

然而，傳統中國是個具有高度文化意義的地理區域，是故並無主權國家的意涵。（？）因此，傳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得以凝聚「我類」之基礎，除了仍有種族血統之因素外，主要還是在於文化的認同，而現代主權國家建構所藉以凝聚的國家認同，可謂並無發生之需要。探究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可以金耀基的一段話來瞭解其梗概：

自秦代統一中國，二千年來，中國人即生活在一個帝國體系之下，漢之後，儒學獨尊，成為國家之意理，二千年來，基本上是「國家儒學」(State Confucianism)的格局，這一格局是權力與文化，霸道與王道結合的複合體，我曾稱之為「制度化的儒學」。朝代之更替，只是國家之變，或只是國家代表人（皇帝）的改變，而不是文化體系的改變。中國早在春秋之際，固然就有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到明末大儒王船山手裡仍強調「夷夏之防」。這當然是中國本土的民族主義。不過，應該指出，中國本土民族主義主要的著眼點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歷代異族入侵，只要接受中華文化，行儒家之制，便可坐主中國，並一樣享有「正統」的地位。中國人有強烈的「文化認同」，而「國家認同」並不彰顯。

孫中山在興中會誓詞中宣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目標，是襲自於明太組討元檄文《論中原檄》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固然，《論中原檄》中召示北伐討元並不是因元朝為異族統治中國，而是已承認元朝入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的正當性，只因「…，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尊祖訓，廢壞綱常，…，雖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因而明太祖起兵討元所具有的正當性，便在於天已「厭其德」，強調是執行「天誅」，恢復「綱常」。然而，孫中山先生號召革命的主張，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意，原在於號召與凝聚「漢」民族的民族意識，來共同推翻滿清「異族」的統治，亦即是以恢復「漢」民族的「中華」為號召，來驅逐滿清異族韃虜統治為其目的。一九0四年孫中山在「手訂致公堂新章」文中即謂：「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漢復仇之志，聯盟結義，聲應氣求，民族主義賴之而昌…」。而文言文本三民主義中亦謂：「以在此二十世紀的時代，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已達於民生主義也，而中國則尚在異族專制之下，則民族主義之革命，以驅逐異族，與民權主義之革命，以推翻專制，已為勢所不能免者也」。所以，孫中山革命所標舉的「恢復中華」，強調的應該仍是「漢」民族或其前身的「華夏」民族為主體。孫中山先生在革命運動上，是以滿、漢矛盾之「種族主義」為號召，並以之為號召及動員人口佔有絕大多數的漢族為其策略。依作者之推測，以滿族漢化程度之透徹，對照明太祖在《論中原檄》中尚且承認蒙古入主中國的正當性，則孫中山若係從文化上的夷夏之辨來凝聚漢民族推翻滿清的能量，似乎就缺乏了革命的動能。因此，基於「種族主義」的排滿，當是孫中山革命的策略之一，而所謂的「恢復中華」，也指的是「漢室」的復興。無論如何，辛亥革命憑藉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的，並不是從西方傳來的，它的主要號召力是「排滿」，即推翻滿清王朝的統治。但是，孫中山在一九0六年《民報》創刊週年慶祝會上的演說時說：「我們並不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絕無尋仇之理」，並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主張五族共和、民族統一及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同化政策。其後，復感中國境內各民族複雜，而不僅為漢、滿、蒙、回、藏五族，更為了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豆剖，乃思效法西方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建立一個具有民族意識、愛國意識與主權觀念的民族國家。

事實上，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時，其是以「漢」民族為本位，所稱之「中國」或「中國人」，亦是指漢民族及其建立的王朝，而並未將異族建立的元朝及清朝視為「中國」。例如，他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反對滿洲人入主中華是「易朝」而非「亡國」之說，並明確指出：「在這幾百年中，中國的書裏頭，簡直看不出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從沒有人敢說滿清是什麼東西的。…，有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他們原來的宗旨，本是反清復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主義流行到海外以後，…，故由有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了去保護滿洲皇帝，把這一件事看來，便可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亡了」。由此可以說明，孫中山此處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應該指的是基於「血統」認同，而屬於「種族主義」類型的民族主義。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雖然內容繁富，但主張前後變化很大，這或許是不斷的修正過程，或在不同場合而有不同的闡釋方式與重點。無論如何，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建構一個具有現代國家主權觀念的民族國家，並以中華民族作為中國得以凝聚成一國族團體之國家認同的基礎，則是他對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的一大貢獻。文言文本三民主義中，孫中山對中華民族的涵義表達最為清晰，也應可代表其民族主義思想較為成熟時的主張。他說：「漢族當犧牲其歷史、文化與夫自尊自大之心理，與滿、蒙、回、藏諸民族，相見以誠，合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這段話當可作為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概念形成及其內涵的總體性說明。蓋此時中華民族觀念之提出，是孫中山有鑑於滿清的覆亡，使中國境內的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紛紛產生了離心作用，於是為了強化國家認同的基礎，乃放棄注重血緣而改以僅重視文化因素，以在中國境內接受中華文化的各民族，均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觀念，而創造一個作為國族團體的中華民族。是故，中華民族是現代主權中國建立後，作為國家認同基礎的國族團體，於此當可確立。

E. J. Hobsbawn認為，民族是一種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的產物；而且，民族主義要早於民族的建立。這也就是說，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由上面所述可以得知，這句話對於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或者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確立過程來說，正可說明中華民族是中國近百年來面對西方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挑戰，並隨著現代主權國家的建立後，所激發出來作為國家認同載體的政治意識。如同費孝通教授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自覺」所「創造」出來的國族團體。而這個國族是民族的一種擴大型態，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中國境內許多民族匯聚而成的一個更高層次的民族實體。除了氏族或家族的血緣聯繫，以及文化上的融匯外，國族又多了政治的因素，亦即是作為政治上主權國家所賴以維繫國家認同的政治共同體。

中國現代的主權國家建立後，為了擺脫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時期之因陰影，並圖國家之強盛，亟需建構的即是國家認同的基礎。而在一個主權國家中，個別的公民之所以認同一個國家，是因為他們找到了認同的標的，而這些標的大致可分為「族群血緣關係」、「歷史文化傳統」及「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因此，國家認同在概念上可化約成三個主要層面來探討，即「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所以嘛，中國目前得不到台灣人之認同！三個層面都有顯著矛盾，況且飛彈還瞄準著。）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主流上是以文化認同居於首位，這或許即是如同梁漱溟質疑「中國是否一國家」的原因所在。但主權中國建立後，國家已是一個亟需建構的政治概念，也使得國家認同不得不提到所有認同之首位，因此，孫中山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凝聚國家認同基礎，就是將血統種族認同包融於文化認同之中，在中國境內藉由文化認同先凝結成一中華民族，並以中華民族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同時，吾人還認為，中華民族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現象，因為他是主權國家形成後被建構出來的文化產品，既不是先於主權國家而存在，也不能算是推動主權國家締造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