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五十三期  2002/11   

一、凝固於現代的靜態「中國」

白魯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古怪的國家(Erratic State)」。關於「中國」的外交至今還囿於「中央王國」朝貢體系心態的想法，在學界也早非新聞。或許誠如白氏所論，「民族國家」是西方歷史的產物，「中國」對自己這個新地位認識模糊，在西人眼中難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們談到「中國」，將其「國」等同於美國、法國、英國之「國」，而為現代國際秩序裡的主權國家，似乎不再有疑義。不惟如此，近代以來人們大談「中國」上古史、「中國」外交史、「中國」美術史、「中國」青銅時代等等，似乎現代的「中國」概念已理所當然地和縱貫古今的「道統」脈脈相承，凝固為千篇一律、永恆靜態的對象。這種以新概念強加於歷史的做法，固然便於日常溝通，但犧牲辭意的流變與豐富性的結果，卻大大地侷限了人們的眼光境界。於是愛之者頌讚其一貫光榮，惡之者鄙其為冥頑不靈，最後使言說的各方陷入作繭自縛的困境。作者有感於此，雖未專於史學，乃從浩瀚之歷代文獻取其一粟，對「中國」一詞的涵意與流變稍予查考。小考雖不意在更張日用之「中國」辭意，但或可廓清論者之視界。

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概念

    「凡是一件史事，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後逐步地變遷是怎樣的。」以辯偽名世的近代國學大師顧頡剛總結對書經、詩經等古代經典的考證，大膽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指出，古代偽經與各種穿鑿附會的注疏「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地建構出盤古炎黃、三皇五帝的世系，「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於是連秦始皇以前的中國，都和【尚書禹貢】杜撰的九州一樣廣大。實際上，迄今不斷出土的考古材料都表明，中國文明的「孤島模式」與夏、商、周直線繼承觀念都不符史實。青銅史家張光直判斷，平行並起、相互刺激才是古代列國文明關係的特徵。

    本文認為，多源頭的「平行並起說」比起為求「整齊」，或為政治目的建構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模式更接近古代的「現實」。但追索「中國」概念的演歷與內涵，仍以顧頡剛「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為好。從古代文獻分析以往說者使用「中國」一詞的指涉涵意，一方面可以掌握既往之時代，「中國」一詞的意義，一方面可以比較不同時期，「中國」概念的變化發展。關於「中國」的想像，就在歷史中不斷層累造成、積澱變化，最後又被迫與現代國際體系接軌，變成一個「古怪」的「國際」成員，且以中文的「國」這個概念和西文的 “State,” “Nation,” “Country,” “Kingdom”等對應。西文諸語暫且不管，小考中文「中國」，略將管窺所得，分如數端。

三、周代與春秋戰國：周王都城或受封諸侯國總稱

    「國」原本指土石版築的「城郭」，在商周時期為貴族的封邑與武裝屯駐所在，延伸指涉整個受封的疆域，和諸侯征討所佔的土地。孟子曾回憶周朝禮制，說「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大學】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當時皆是此意。而「中國」一詞，在當時已廣泛使用。【詩經】中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及孟子所說舜獲天下擁戴，「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其「中國」都是指周王都城。但【孟子】記載「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左傳】稱「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遣俘」；【公羊傳】載「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史記】載「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戰國策】中秦國宰相范睢說「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這些文本的「中國」已不限於王畿，不是指「一個國家」，而是總括封邑體系的各諸侯，以區別於四方不隸屬這個封邑體系的「夷」。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但今日人們所熟知的「群雄」在當時並沒有都被歸於「中國」的指涉範圍。所謂「中國之處」範圍模糊，有時僅限於指周室和韓、魏附近，有時則指周朝封邑體系的諸侯國。【史記】裡秦「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吳國祖先「亡如荊蠻」、「自號句吳」，通常不列「中國」之屬。秦稱「公」乃是自封。出自江淮徐戎的徐國，起於百越之間的越國，北狄後裔中山國都是春秋時代馳騁一時的重要國家，但顯然不是「中國」成員。三苗後裔的楚，【史記】曾說她「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但楚君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號諡」，「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尤其是有意識地自外於「中國」一詞指涉的政治與文化範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誓言與「楚河漢界」的歷史，是此種觀念的延續。至於三星堆墓主—蜀國曾是周室滅商的盟友，興起於商朝中期之前，後為秦所併，與「中國」更為疏遠。

四、漢唐對魏晉：統一帝國整體對居中諸國或其舊地

       秦漢統一，各有國號，然「中國」一詞已習用而傳延。【史記】稱此時「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後來「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判分「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漢武帝感嘆「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凡此「中國」皆指併滅戰國諸王，佔居商周以來中樞地位的統一帝國整體。所以【後漢書】說「九州之外曰外國，亦曰絕國」。宋朝歐陽修所編【新唐書】記載唐初名臣魏徵所言「不許蠻夷弊中國也」；玄宗丞相楊國忠「傾中國驍卒二十萬」；唐苦於「吐番、回鶻號彊雄，為中國患最久」，此類唐代「中國」語意與漢代相同，並不因設治郡縣與天子都城的遠近而有區別。史書作者歐陽修身處的北宋，也應是認同這一語意的。

       魏晉南北朝也是各有國號。有趣的是，據晉朝陳壽所纂【三國志】記載，承襲漢祚而佔據華北的魏，稱所據地區為「中國」，再度將蜀、吳排斥於「中國」之外。魏大臣傅碬稱「昔夫差凌齊勝晉，威行中國」、裴潛品評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也」，高堂隆說「吳蜀二賊，潛號稱帝，欲與中國征衡」。魏人的觀點也為吳所接受。名將周瑜便斷言「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另外，唐代名臣房玄齡所編【晉書】引述前秦君主苻堅說「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所併」。歐陽修【新唐書】說「晉遷江南，中國遂沒於夷狄」。可見無分南北，秦國宰相范睢的「韓、魏，中國之處，天下之樞」又成為時人指涉「中國」時的共識。

       不過相關文獻談到高麗、高昌、南海諸國等未曾隸屬於秦漢的地區時，其「中國」概念又是魏晉南北兩方政權總據之地的全稱。唐代李延壽【北史】說高昌將白鹽「貢之中國」，高麗「書有五經、三史，…兵器與中國略同」，【南史】說南海諸國「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顯然「中國」所指為何還要看論述裡的其他對象而定。

五、遼金：一個鄰國或已領有的居中諸國舊地

    元代學者脫脫主修【遼史】與【金史】稱遼太祖皇后述律氏曾擔心戰爭「萬一不勝，為中國笑」，所言「中國」指五代的後梁。遼太宗曾云：「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帝」，「中國帝」正是石敬塘。無論國號，遼人與三國時代的吳國相同，依例將佔居「韓、魏，中國之處」的五代諸政權稱為「中國」。相對於遼，「中國」是鄰國之一。蜀、楚、閩、吳越、南唐等「十國」則不是「中國」。

    金入主遼、宋「中國之處」，(南)宋避江左。脫脫記載金將獨吉思忠曾議：「宋雖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又載「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漂至中國。詔給以糧，俾還本國」。這裡金人的「中國」已非稱呼一個國家政權，而又復指周室、韓魏、漢唐(西)晉(北)宋都城所在的「天下之樞」舊地。

六、元明：回到統一帝國整體

    明初宋濂所修【元史】，談及元代通習經史百家的名臣阿魯渾薩里，說「世祖聞其才，俾習中國之學」。世祖忽必烈之孫，元成宗奇渥溫帖木兒於西元1299年「復立行省，以中國之法治之」。查世祖與成宗時，蒙古早已征服金、宋。故此處「中國」與遼、金時代一樣，指已領有的居中諸國舊地。但元與遼、金不同之處是蒙古已再度統領漢唐時期全境，所以元朝宗廟音樂「威武之曲」高唱「紹天鴻業，繼世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廷。」忽必烈致書責備日本，亦稱「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日本密邇高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宰相帖木兒塔識聞有日本間諜事，對曰：「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可令識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之向化。」雲南省因「西南夷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建議攻打。宰相哈刺哈孫批示「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忽必烈等人這裡所說的「中國」，又是指統一的帝國整體。與【明史】所記明朝兵部尚書于謙為瓦剌來犯事奏稱「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一般無二。

七、清：自我指涉的國號之一

    清繼明再度成為統領南北的帝國，層累繼受元、明的「中國」概念，稱「中國」為統一的帝國整體。由於開始和建構現代國際秩序的西方列強接觸，「大清國」與「中國」遂同時出現在正式的交涉文書中。被迫放棄天朝神話與朝貢秩序而從事「平行照會」的結果，「中國」逐漸凝固為清帝國君民清晰的自我稱謂。

    例如與俄君「察罕汗」(沙皇)訂尼布楚條約時清朝國勢正隆，條文開宗即謂：「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後來陸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如南京條約，稱君臣時用「大清皇帝」、「大清欽差」，一般稱謂用「中國人」、「中國大臣」。天津條約規定「英國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八國聯軍的辛丑合約內文則同時混用「大清國大皇帝」、「大清國」、「中國」、「中國政府」與「中國全權大臣」等語。此等形式「平等」的文書皆中文西文併備， “China”遂也成為「大清國」、「中國」的共同譯名。恰好此時正逢民間排滿反清意識高漲，「大清」國號淪為「滿清」而遭排斥，「中國」遂承接傳統帝國整體、通用國號與一個現代主權國家實體而突出地被積澱下來。

八、小結

    梁啟超感嘆以往史學「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壓抑了『國家思想』的興起。」這正證明了從周代以迄明末近三千年的「中國」概念，和梁啟超急切要建構的「國家」是兩回事。

    小考認為，歷史上「中國」概念的意義在商周都城、商周封邑體系的居中諸國、居中諸國所在地區、佔居此一地區的政權、統一帝國整體之間漂移。當代華文社會日常語用的「中國」概念，則既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與其國號，又是秦漢唐宋元明清帝國的繼承者。此種意涵一方面來自歷代的層累造成的語用，另一方面又是經歷西方文明秩序嚴酷洗禮的對映結果，染上了一抹後殖民的色彩。不但如此，非指特定朝代國家的地區性概念——居中諸國所在的「中國之處」也還深植人心。

    不經由歷史的追溯梳理，「中國」時而被感嘆為一盤散沙，時而被畏懼為霸權黃禍。其行止雖竭力仿效西方列強，卻又偶有疏離挑戰，往往令人難以理解。遂至各取所好，強加於人，真正變成偏執的霸權性話語。但是假若論者能理解概念意涵的流變，則在眾聲喧嘩的概念專斷下，或能保有幾許寬闊的澄明。

    最後，「中國」概念和「神州」、「震旦」、「華夏」、「支那」等詞語的關係也是饒富興味。小考限於學力，未能一併探究，所幸此等詞語未陷入時下議論糾葛，可待來日思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