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可以說不》究竟在爲誰說不？說其中包涵著恭維權力的目的並不過分，“民間化”是伴隨著憂怨和勾引的。

　 "中國可以說不”含有四個命題： 1.是誰說不?   2.對誰說不?   3.就什麽事情說不?
　　                            4.爲誰說不？即“說不”是爲了捍衛誰的利益?
　　中國民衆可以對“頂尖人物”說不嗎？臺灣及中國人可以對“中央政府”說不嗎？作者認爲不行。只有“國家”可以說不。“國家是幹什麽吃的？就是幹這個吃的。國家的神聖威望不能單靠皇天後土的慈悲來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麽定了。’“國家”“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絕無所謂調解、限制、和解、條件、等值、商談、諫諍這些東西……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在那裏，人的命運和畜生一樣，就是本能的服從與懲罰。……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是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爲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願就夠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P.27P.33。） 

　《中國可以說不》主要是爲“人權”說不，而且是爲了外國人批評“中國”踐踏中國人的人權而同外國人說不。它實際上是爲踐踏人權的“中國”說不，而不是爲被“中國”踐踏人權的普通中國人說不。由於保衛中國人人權首先是中國人最熱衷的自己的事業，因此對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國際社會“說不”實際是對中國人說不。 

　“記得1991年9月，英國首相梅傑爲簽署香港興建國際機場的協定訪華，當他與李鵬總理交談時，咄咄逼人地說：‘訪華前我收到在野黨政治家與中國總理會談時一定要將人權問題提出來討論的信。’李鵬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實上我也收到了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的來信，信上寫道：千萬成不能忘記中國受外國強烈的欺淩達一百多年，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清算這一段時間你們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問題。”

　　對梅傑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國人的人權，對作者而言，他的‘中國’侵犯了他“深愛的大中國”人的人權。這些人是以荒誕的邏輯，以別人的“祖先”昨天卑鄙的行爲說明今天自己的卑鄙行爲的合法性。他們的“借據”是歷史上的外國人幫助他們寫就的，他們簡直應該感謝外國人的“歷史功績”了，如果歷史上外國人不“侵犯中國人的人權”，那麽，今天“中國”侵犯中國人的人權豈不是沒有“正當”理由了麽！這裏我們看不見作者對中國人的愛，只有對“國”對“尊”的一廂情願的一往情深。他們爲什麽不對今天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或“頂尖人物”說不呢？“莫非因爲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魯迅全集》第一卷P.594。）這些潺頭們！ 

　　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據說已經有一位精明人幫忙發明了一種新的邏輯：中國有人權問題，美國也有。傳統外交智慧叫退一步海闊天空或“外國也有臭蟲”。中國人的外交智慧在歷史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裏，面對洋人的優點時，主張你有我也有，中國古已有之，新儒學是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階段，面對自己的缺點時，主張我有你也有，並且肯定或可能是你傳染給我的。這種智慧或消極反抗在開放以後開始流行，到“不先生”這裏光大到無恥。“我有你也有”這種實用理性在“就是好”時代結束後是“中國”進行國際對話唯一的說法方式。 

　　這種病態人格在一位“中國人權專家”從美國回來後興高彩烈的表情上表達到極至：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美國要完蛋了！別人倒楣，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西夷”倒楣的基礎上的。美國不行了，所以我們更有信心。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別人完蛋，鼓勵別人走下陂路。中華民族卑鄙虛弱到這種地步，真讓人汗顔。這個“人權研究會”的副會長在美答記者的話，似乎表明他發現無家可歸的美國人時絲毫沒有激起他的人類的憐憫心，而仿佛發現新大陸一樣驚喜過望；他終於發現美國也有缺點了！有“懺悔理性”的人批評別國的人權問題是出於對那裏的人的命運的同情；而“災民理性”（任不寐）對它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是爲了顯示我正確。正因爲他持這種邏輯，他沒有絲毫的人類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對本國人權的批評察己知人地看作是出於批評者的自我表揚。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國的人權改善，因爲那樣就無法證明自己優越了；毋寧說他期望所有的別國人最好都過得比本國人更悲慘。

　　“經濟這麽發達的美國，到處都是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這麽冷的天氣，就睡在街頭公園旁邊----我們有各種方法禁止有人睡在這些地方或從這裏把他們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這就是人權問題哪！你在中國能看到這種情況嗎？在中國的北京街頭，你會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長年在那兒過夜的人嗎？沒有這種情況嘛？”也許太興奮了，“人權先生”繼續說：“我們中國每年無家可歸、淪落街頭的有15萬人。”“人權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泄漏了國家機密。或者不如讓發明“人權就是豬權”的那個大學者去，但據傳他很忙，正在指導古巴人民如何享受“豬權”的幸福。“說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暫時便宜美國人罷。 

　　作者在爲誰說不？作者實際上是爲捍衛幾個中國人----不好意思直接捍衛自己的幾個頂尖人物----的利益----自己也借此沾光----通過對外國人說不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利益和理性說不。由於時代不同了，擔心被罵作奴才，所以採取了這種“二醜藝術”的幫忙方式：“因爲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參見《魯迅全集》第二卷P.389。） 

　　令我們遺憾的是，“不先生”不僅贏得了一些真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一些想混水摸魚的“精明人”的稀疏的掌聲；而且由於它貌似正義凜然，也多少貽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們。“他們所以成功，不是因爲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而是因爲他們懂得自發地迎合群衆的情緒，因爲他們懂得向這些群衆講話。…他們有一種變態心理，首先是一種自卑情緒，這種自卑情緒通常通過一種過分的虛榮心來得到補償，這種虛榮心又導致一種優越感…貶低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別喜歡暴行…這些傢夥一定要殺人，因爲他們有病。”（《未來社會主義》P.31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