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代表了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從准官方意識形態向民間發展的一種趨勢，也表明這種思潮的日益理論化。這種分化同社會公正問題浮出水面有關，實際也是激進的知識份子關於官方對公正問題的曖昧態度和對民族主義的機會態度的不滿和絕望。法西斯主義的民間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機會主義的疏離，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抛棄，相互厭惡中的相互抱怨。換句話說，９０年代後期，中國法西斯主義更多持民間立場，同樣在“抵抗羞辱”，甚至通過強化自己的民間特徵來獲取群衆。於是，“新左派”成爲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文化”。到目前爲之，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偏好還僅僅停留在語言暴力的層面上，還未轉化爲現實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間的邏輯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過，從《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仍能發現機會主義的文字風格。也許，由於依附傳統，中國的文字事業一直是蘊含一種商業精神的，這種商業精神在分別經歷了諂官和媚俗兩個階段，現今步入了既能諂官又能媚俗，特別是能夠個人治富的新時代。這種“進步”是低成本的，因爲在“新時代”，經營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隻眼睛”看問題的。但三隻眼畢竟是畸形，也遠非不偏不倚，這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文化殘疾。以文化殘疾來換錢，這是對災民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幾年來，這些文化殘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開始了“後文革主義”的舞蹈，裝神弄鬼、語重心長、乃至奴氣凜然、涕泗橫流。

當然，《中國可以說不》如果說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還是過譽了，算是文字愛好者的作品是合適的，在作品裏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驚世駭俗----實際是入世媚俗----之語，餘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書我尚無此才，因該書本身不服從理性，只服從愚蠢。朋霍斐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爲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獄中書簡》〖德〗迪特裏希·朋霍費爾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P.7-8。）因此我不會去和他們辯論，何況他們愚蠢的背後還有精明的支援，而精明的背後就是刺刀和汙告了。當然，“愚蠢”也是有使用價值的，只不過是對當局是有使用價值的。“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同上，P.9。）爲了說明愚蠢的使用價值是我品味此書的唯一理由。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對西方文化，“中國”大多時間是說不的，尤其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時代；這種傳統從乾隆開始而綿延迄今。“中國可以說不”的邏輯前提是中國一直在說是，這個前提是虛構的。

中國的歷史的真實狀況是中國人對“中國”或中國政府一直是說“是”的，賦有真正道德熱情和勇氣的人應該呼籲“中國人可以說不！”，這才是現代中國人的根本命運和第一任務。因此，此書的名字應該是“中國還要說不”，這才符合實際。因爲毫無疑問，作者所說的“中國”，應該是指“中國的政府”。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是要“部分地”說是的，但作者應該是主張全部說不的。 

　　作者把憤怒變成了商品，如小販的叫賣。所以對書中一些廣告用語別太當真。對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說理。仔細研讀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與其說脆弱的民族主義情結表達了一個大國寡民“特別發達的自卑感”（《開放世界及其敵人》第二卷P115。）不如說幾個“波斯尼亞人”經過令人喪氣的失業後找到了一份工作。靈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織在一起，是“可以”反對語言秩序的，反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反對歷史事實的，也就是說，“可以”胡說八道的。 

　　“不知道，沒有中國的印刷術，西方人印一首詩大約需要多少時間。”（本節引文除特別注明的均出自《中國可以說不》）這種“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憐的；但這說的好象還是實話，儘管有專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術雖然可能受到了畢生的啓發，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質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這完全是大言不慚。這一“偉大歷史”是他們的期望，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事實。民族主義不能通過吹牛來體現，這同把清朝的辮子拿到歐洲去展覽一樣污辱我們的民族。我們驚奇地發現，這種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奮鬥》中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産物。”（《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年4月第一版P.87。）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國的“不先生”們用腐爛的邏輯安慰了他腐爛的靈魂。“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時間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個世界都充滿著希望，實現希望要努力工作，要減少壓制和暴力，而不是僅僅通過算命。 

　　作者用一種奇妙的邏輯反復論證了這樣一個奇妙的命題：由於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流血，充滿痛苦，所以我們民族具有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用作者的口吻講，就是：我們牛逼，因爲我們痛苦。“中國便是野蠻的好。”（《魯迅全集》第一卷P.278。）這可真是天下奇論。“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會是未來先進的民族的特徵？……需要滌清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普遍的怨恨情緒，以面向未來的心情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需要駐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腳步----這話究竟是什麽意思？----以痛楚後的清醒來審視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因爲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將照耀我們前程的光明一樣豐富著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

　　作者嘲笑美國人膚淺、無知，因爲美國歷史短，“美國人太年輕”，可是隨即又自豪地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才40年，年輕而充滿活力。那麽，究竟是歷史長一些好呢，還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個民族的歷史長短與其優秀與否有必然聯繫嗎？綿延就是優秀嗎？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強得多，也綿延幾萬年了。也許實在沒有誇耀於人的了，就只剩下了“我們能活著”這一“生物優勢”了？

　　根據他的邏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簡直不是人。這傢夥經歷過戰爭嗎？他知道什麽叫戰爭？他就不怕在歷次戰爭中死難的烈士和千百萬無辜死亡的平民的靈魂半夜來敲他的門？！有人說，戰爭只有對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才是美好的。這真是真知灼見。在這些戰爭愛好者看來，戰爭是勞動，中華民族熱愛勞動，所以中華民族熱愛戰爭，所以作者把中國比喻爲工地，並對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興得手舞足蹈，對和平生活氣極敗壞。什麽是戰爭？就是證明人類是自相殘殺的動物這一特徵的一種以生命爲工具的生物實驗；就是千萬人爲少數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種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壞一切文明成果後國界恢復原狀然後重新建設、昔日的仇敵又稱兄道弟的一種人類疾病，就是老百姓永遠遭殃殺人英雄永遠輩出的一種絕對不公正。只有從未經歷過戰爭有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企圖趁火打劫的市井無賴或僅僅慫恿他人投入戰爭惡棍才會讚美戰爭；而一切經歷國戰爭的人無不談虎色變，殺人者在噩夢中懺悔，幸存者在悲傷中詛咒。東史郎就是著名的戰爭懺悔者之一，他說：“我在戰場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慘的情境、戰爭的罪惡。......戰爭是什麽？‘戰爭’二字就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罪惡之極的代名詞，所謂戰爭，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惡無比的巨大的惡魔口袋，它荼毒生靈、破壞良田，摧毀房屋、恣意暴虐、毀滅文化，使人間變成地獄，導致無數的生靈成了孤魂野鬼......戰場斷不是什麽美好場景的泛濫。戰爭本身就是醜惡，憑什麽把它描寫成一連串的美好事物呢？”（《東史郎日記》P3－4。）應該建立一個戰爭特區，讓世界上所有喜歡戰爭和鼓吹戰爭幸福的瘋子們攜帶一家老小-----請原諒我這個罪惡的比喻----在那裏彼此開戰，是的，沒有理由阻止他們追求戰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