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2009年03月30日

　　近年來，在政治評論類圖書市場缺乏熱點的情況下，一本《中國不高興》異軍突起，引起了眾多的關注。與十多年前《中國可以說不》、《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暢銷一時的情景相似，《中國不高興》引發的興奮點依然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看來，這的確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十多年前的那些書，更多地表現的是一種憂患意識、危機意識，讀來有一種壓迫感、緊迫感。以研究傳播學和公眾輿論見長的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曾將那些書中表現出來民族情緒稱為“悲觀”、“激奮”的“民族主義”。而新近的這本暢銷書的基調卻是一種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無論是從書的作者群還是書的暢銷來看，人們都有理由重視這本書以及從中反映出的社會情緒。書的作者中有人也曾是當年那兩本暢銷書的作者，而同樣的話題十年后還能引來諸多的關注更是值得思索。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如果看得更遠一些，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始終離不開的問題就是與西方的關系，無論是社會還是思想界，近代以來中國的問題始終都離不開西方的影子——或追隨效法或對立抗爭，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再到“自力更生、獨立自主”，以至循環往復，不知有了幾個回合。即使不直接與西方打交道、不直接提及西方，內心中也難免參照對比。中國與西方可以說有著百年的糾葛。

　　這百年糾葛實在是我們民族近代以來的宿命。春節期間，我去廣東走走，到虎門瞻仰了林則徐紀念館，看到了虎門銷煙池。躑躅池畔，思緒萬千。我想到：從那時起，中國的一切都和來自西方的沖擊與壓力聯系在一起了。一百多年來，我們民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就再也離不開外部世界給我們的沖擊和影響了。

　　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20年后第二次鴉片戰爭使當時的中國政治精英階層終於猛醒了，開始了上層改良的“洋務運動”。1894年的甲午戰爭打碎了政治精英的救國努力，4年后當時中國最有見識的“文化精英”發動了戊戌變法，結果是曇花一現。兩年后，義和團運動興起，可謂“草民”救國，表現了我們民族對外來壓力與民族危機的本能反抗，結果也以失敗告終。可是，義和團運動卻給后來的“民族主義”者留下了一個“話柄”，動不動就被人貶為“義和團”！更有一些矯情的讀書人，也許是為表現自己開通，顯示自己“文明”、“進步”，常常愛拿義和團“開涮”。說句良心話，在中國，別人貶損兩句義和團也就罷了，惟獨那些以“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自居、自詡的人不能說義和團的壞話！不要忘了，義和團是在那時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敗涂地，中華民族陷入萬分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的人！什麼人有資格對這些民眾英雄說三道四？！

　　1919年的巴黎和會讓當時中國的熱血青年看到了他們原來寄予希望和試圖效法的西方列強的偽善與奸詐，於是有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以來，中國人全面看待西方的開始，當然那僅僅是個開始。正因如此，同樣來自西方的，卻是顛覆西方主流思想文化觀念的馬克思主義來到了中國，這也是五四運動的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結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結束了中華民族百年匍匐在地的屈辱歷史。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們民族的心情是不平靜的，我們依然生活在巨大的外部壓力之下。於是有60年來的奮斗與探索，我們的苦與樂，我們的失敗與成功，都與這奮斗和探索聯系在一起。

　　百多年來，我們民族的情緒起起伏伏，時而激昂、時而悲憤。百多年來，生存競爭壓倒一切，中華民族的情緒及其表達也必須符合生存競爭的需要。即使到了改革開放初現成果，綜合國力有所增強的上世紀90年代，小平同志還諄諄教導我們的黨和人民要“韜光養晦”。經過百年的奮斗，經過60年的奮斗，經過30年的奮斗，我們民族的夢想終於猶如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燦爛的禮花一般綻放。經過百年的奮斗，經過60年的奮斗，經過30年的奮斗，我們中國人終於有了在全世界面前流露自己喜怒哀樂的資格與自由了！當然，我們希望地球變為一“村”，我們希望“同一個世界”有“同一個夢想”。但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我們就不必時時處處看著別人的眼色行事，就不必時時處處把自己的情感埋藏於內心深處。這個世界上有不公平，這個世界上有人還想欺負我們，我們就可以不高興，就可以把不高興說出來，而且不必為把不高興說出來而感到害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所長)

【版主的話】

台灣是華人世界的人間淨土 ---- 真實、慈悲、民主、自由！

但從來不曾統治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基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 以千多顆飛彈恫嚇鄰國的臺灣人是何等粗暴、野蠻！---- 這個世界上有中國人想欺負我們 我們就可以不高興 就可以把不高興說出來 而且不必為把不高興說出來而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