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雄在《荀子》的注釋上寫了兩本專書－－《荀子柬釋》以及《荀子簡釋》。嚴格來說，這兩本書應該只能算是一本，而後者只能說是前者的修訂本。但是後者修訂幅度之大，讓我認為，將它們視為兩本不同的書，似乎也可以說得過去。
　　梁啟雄在《簡釋．重印敘言》中提到《柬釋》的特點為：
　1.為早期作者在荀子研究方面的作品；
　2.注文寫作多採文言文的方式；
　3.近乎作者對《荀子》文本進行復原的初次嘗試。

因為如此，梁氏認為，這本早期的著作在推廣閱讀以及在檢閱上，便存在著許多的缺陷，所以作者在再版時，就針對這幾點作了不少的修訂。比如說將注文中的文言文大幅度的改為白話文，以及對之前在《柬釋》中較為不合適的觀點進行修正。然而，作者自己也說，在《簡釋》中，他也只能對〈勸學〉、〈天論〉、〈解蔽〉、〈正名〉、〈成相〉和〈賦〉等篇的注文做較為徹底的修改，至於其他篇章的注文，就只能做部份的修飾。
　　前些年在做這兩本書的對校時，因為個人的疏懶與遲鈍，並沒有清楚地感受到兩者的優劣長短，倒是對梁氏在注文的白話文化以及內容的大幅增刪印象深刻。前者自不必說，而後者卻是讓我覺得頗饒興味。在《柬釋》中，有不少引述近現代學者如梁啟超（注文中的「伯兄曰」就是指梁啟超的觀點）、胡適、錢穆等人的論說和相關的考證，而在《簡釋》中，引用梁啟超的觀點的部份被刪改了相當多，至於胡適和錢穆的考證更是刪到一條不存，雖然作者只說修訂的原因在於更為貼切原文之原意，但是從這本書的出版時間來看，這種作法很難令人不和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風氣作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