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前站在象徵命運分岐的二道鐵軌中間，眺望遠方，只見迷霧，不見華沙。這一趟波蘭國際醫學會的旅程，揭開了「白色巨塔」第二部的序曲。

「白色巨塔」上半部以浪速醫院第一外科教授爭奪戰為主軸，創下亮麗收視率及熱烈話題，比政治圈更政治的大學醫院，為了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唐澤壽明所飾演的財前五郎，用盡心機終於登上第一外科桂冠--「教授」寶座。

帶著新銜，財前應邀參加波蘭舉辦的外科醫學會，他將公開示範手術與特別演講，忙著出國準備的財前，完全沒有察覺一場悲劇正同時蘊釀著。

佐佐木庸平，和妻子共同經營一家小便當店，平凡的人生在財前手中翻轉，原本以為遇見手術高明的財前，是佐佐木的貴人，然而因為忙於爭奪教授大位，財前刻意忽視X光片中可見的疑點，手術之後更被成功沖昏頭，無視佐佐木手術後的種種異狀。當他在華沙參加國際醫學會議，以高超技術揚名國際的同時，佐佐木卻死於病床上。

波蘭這一場旅行，彷彿是整部白色巨塔的一段慢舞，財前整個抽離勾心鬥角的浪速醫院，在異鄉異土上，他有了和內心接近的機會。國際發表會成功之後，負責接待的平泉涼子在財前返國之前，帶他去參觀被稱為「殺人工廠」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這裡曾有超過450萬名猶太人、吉普賽人、反納粹黨人被殺害，遺跡中處處記錄著納粹慘絕人寰的酷刑，焚化爐每日焚燒屍體超過300具，瓦斯室一瓶毒藥可奪400條人命，在這人體屠場中，猶太人遭殘害的證據，以再真實不過的面貌控訴著。

財前不只震驚更無法理解：「究竟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呢？」

導覽可巴齊克先生說：「誰的心態？是被殺者還是殺人者？」

財前說：「我是個醫生，救人性命是我的工作，我實在無法想像殺人者的心態。」

可巴齊克先生說：「納粹曾經在這裡做過人體實驗，那些執行者正是救人性命的醫生。」

財前愕然，原來救人或殺人並非角色命定，而是環境。不是「醫生」使得高超的技術值得稱道，而是高於「醫生角色」的那份職責，使得救人成為終極使命，當救人者忘了技術是為職責服務時，「醫生」與「劊子手」並無高低。

最後，平泉涼子帶著財前從二樓的窗口俯視地上的鐵軌。

財前問：「這是什麼鐵道？」

平泉涼子說：「猶太人搭著列車被送到這個集中營。」

財前看著遠處鐵軌分成二道，他問：「中間為什麼分成二線？」

平泉涼子回答：「抵達月台後先分類，有能力工作者往右邊，老弱婦孺往左邊，被送進瓦斯室。」

財前說：「這是命運的分岐點！」

平泉涼子說：「是的，但並不代表天堂和地獄。」

財前點頭：「二者都是地獄。」

    站在代表命運分岐點，卻無關天堂地獄之抉擇的鐵道上時，財前神情肅然，迷惑的眼神望向遠方，天地蒼茫，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我們以為波蘭會是財前的救贖，從此一改前非，成為濟世良醫。然而場景一轉，他回到日本，醫護人員蜂湧前來接機，在眾星拱月之中，他再度意氣風發。好管閒事的里見醫師來到他面前，告訴他發生醫療疏失，勸他向病人家屬道歉。財前當然不肯，他才享譽國際，怎能承認自己有錯，於是他運用龐大的資源竄改病歷、說謊、欺瞞，與病患家屬展開法律對決，痛擊對方的極惡手段不亞於教授爭奪戰。

我們終於明白，波蘭不過是財前人生中的一段意外旅行。雖然財前說：「也許華沙就是最佳思考的地點吧。」但顯然華沙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好好的思考，只給了他一時的「情緒感動」，或許這一點「善念」，只是平衡為了打贏官司，以卑劣手段對付受害人，這樣「屬惡」的財前在某些時空環境裡仍有著悲天憫人的那點「良知」吧。

因為華沙不是財前的「現實」，而是生活的「假期」。因此在華沙可以感動、可以浪漫、可以有善念，回到殺戮的「現實人生」，不容許些微猶豫與遲疑，已成為習慣的競爭本能，使我們能夠精準的發動攻擊，想都沒想。

「想都沒想」使我們失去改變的機會。以「只要不斷往上爬，每天都是佳境。」自我期許的財前，充滿了戰鬥性格，當官司迎面而來，本能的反應就是「打贏」，因此在華沙所興起的悲天憫人善念，派不上用場，痛毆對方才是本能。除非財前停下來想一想：「求贏難道是我當醫生唯一的目標嗎？醫生的職責在救人或殺人？」他才有超越的可能。

所以，感動只是一時的情緒，不足以成為命運的救贖，如果沒有思考，我們誤以為震撼生命的轉捩點，不過只是生活的一小段插曲罷了。也許我們都需要像這樣的深刻提醒：「如果你想過，萬事萬物都是你的參考；如果你沒有想過，萬事萬物就是你的思考。」

因為感動不是救贖，思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