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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推理、法庭辯護，原是日本影劇界擅長的題材，《第三次殺人》的重點卻非真相追查，全片關注的是三隅高司與律師重盛朋彰的互動攻防。辯護律師原本該與嫌疑犯站在一起，為當事人爭取有利空間。然而當嫌疑犯的說辭一變再變，律師該如何信任？

三隅高司因殺害老闆山中被檢查官起訴，他委託重盛朋章律師事務所辯護。事實上三隅並非初犯，30年前他曾在北海道殺害二個高利貸者，被判處無期徒刑，當時的審判長就是重盛的父親。父親當時為何不判死刑，重盛不知情，此次他的任務是讓三隅再次逃過死刑。他忍不住抱怨犯下第二次殺人真荒唐，依據日本法律，二度殺人難逃死刑，三隅的作為簡直是自殺，有何非殺不可的動機嗎？

重盛詢問三隅為何殺害老闆，三隅表示因賭博欠高利貸，顯然殺人動機是財殺。重盛進一步了解殺人是蓄意或臨時起意，三隅表示臨時起意，攝津發現他前後說詞不一，是因為前次說謊，這次忘了。還是前次為真，這次順著律師爭取脫罪空間，或者三隅根本不想說真話，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正的殺人動機。

看起來無所謂的態度，律師們也懷疑三隅想減刑嗎？爭取無期徒刑必須推翻強盜殺人，對重盛而言找到不同的動機事實就有辯護的空間。助手川島認為必須了解當事人，重盛卻表示辯護不是交朋友，不需要對當事人有所理解，這是重盛的價值觀，對事比對人更重要，找到有利辯護的事證，打贏官司就是律師的責任。

然而事在人為，人性怎麼可能不重要，川島為收集證據去拜訪川崎工廠員工，發現山中僱用不少更生人，川島說你們老闆人很好，員工卻說因為他們比較廉價，人有弱點就站不住腳。願意給更生人工作機會，看似具有道德高度，但道德的背後卻是利益算計，這樣的受害者會是弱者嗎？

為了推翻強盜殺人，重盛讓川島朝向仇殺動機調查，依據同事說辭，三隅曾因薪水與山中衝突。對重盛而言事實不重要，被老闆解僱心生怨恨，卻可以仇殺取代強盜殺人。亞紀子感到不解：｢仇恨會比劫財的罪輕嗎？」攝津說：｢搶劫罪比較重，因為是單方面的理由。仇殺則會考慮理由是否足以讓兇手心生殺意。」

換言之強盜是一方的責任，仇殺則是雙方的責任。亞紀子不解，結果同樣是一條人命，動機卻能改變犯罪輕重，法律真是不可思議，是枝裕和則藉由亞紀子點出本劇的重點—動機事實。

電影以三隅焚屍揭開序幕，換言之開場已告訴觀眾三隅殺人事實，重點是動機為何？無論動機為何，山中被殺都是事實，但三隅則不同，強盜殺人和非強盜殺人的罪責為何不同，就在他有無人性，換言之動機決定三隅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變再變的三隅，在未告知律師們的前提下，向八卦周刊透露獨家自白，表示行兇是受到川崎老闆娘委託殺人，為了詐領保險費。重盛見獵心喜，設計朝向共謀甚至把老闆娘推到主謀方向，川島問他到底是仇殺還是詐領保險金，重盛回答：｢當然選對委託人有利的，反正沒人知道真相，不如選擇有利的方向。」對委託人最有力的選擇，既幫助當事人，又可以展現律師的能力，擁護效益論，豈非雙贏！

一葵提醒重盛一味追求減刑的律師，只會妨礙罪犯面對自己的罪行，不肯看清事實。檢察官與律師展開哲學式的價值辯證，律師為當事人爭取最有利的判決，不是天經地意嗎？一葵卻認為追求效益論的律師，讓罪犯失去面對良知，自我成長的機會。

重盛的價值觀的確和一葵不同，三隅前後三十年共奪走三條人命，這樣的人有人性嗎？有成長的可能嗎？或許他沒想這麼多，他是侓師，三隅是罪犯，是他的當事人，如此而已。如果把律師當成工作，這樣的態度已算專業，但對重盛而言，律師只是職業嗎？

他和父親談起三隅30年前的事件，父親認為他的動機只是想殺人，為了享受殺人樂趣：｢真的有這種畜生不如的人。」重盛法官當年赦免他的死刑，並非其情可憫，而是他的不幸身世、低收入身份，讓他在社會壓力下酌情減刑。

依據重盛法官的觀點，人性的善惡是出生就決定的，三隅從出生就是人渣，這種人不可能改變。所以他後悔的是當年沒判他死刑，重盛挖苦他傲慢，雖是父子間的玩笑，但說出相對的真實。法官擁有判人生死的權柄，如果他認定人不可能改變，犯錯者豈不是沒有改變人生的機會。父親的價值觀或多或少影響重盛朋章，所以一開始他沒興趣了解三隅，他是殺人犯，和自己這個菁英律師簡直就是二個世界的人。

然而是枝裕和卻精心布局二人共通之處，三隅和重盛二人皆出生於北海道，成功與失敗的不同人生真的只是天性使然？重盛難道不是因為出生在法官家庭，才有典範移轉的機會，如果出生底層人家，成就還會一樣嗎？三隅不也相同，如果他和重盛交換身世，際遇還會相同嗎？

所以善惡的人性是天性還是環境所形塑呢？成就不同的二人，同樣在親子關係中挫敗，說明除了貴賤不同的成長環境，同樣出生北海道的二人，也同樣具有父親角色，重盛和三隅或許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接受菁英教育的重盛一開始沒打算了解三隅，直到他發現三隅和咲江似乎有著特殊的關係，重盛的女兒結花年齡和咲江差不多，夫妻二人協議離婚，女兒跟著母親，如果不是惹麻煩需要重盛解決，二人難得見面。三隅也有個女兒36歲，住在北海道，受到父親殺人連累，小惠的生活極為辛苦，因此對父親懷恨。

小惠和咲江都因一腳跛足行動不便，重盛發現咲江常去重盛租屋處找他，在三隅焚屍的海邊，咲江在地上畫了大大的十字架。跟蹤咲江的過程，重盛發現咲江打算到北海道唸大學，是為了遠離不幸的原生家庭，還是因為北海道是三隅的家鄉，愛烏及屋呢？這條銜接親情的線，讓重盛想要進一步了解三隅，對他而言，三隅不再只是委託者，而是一個父親，跟他一樣。

前往北海道的火車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他、三隅、咲江在雪地裡打雪仗，在一片白色世界裡，三人躺成三個十字，重盛迷糊了，他、三隅、咲江三人的相遇，是命運的審判還是救贖。

重盛和川島在北海道與30年前緝捕三隅的警探渡邊見面，渡邊說當年動機定調是仇殺，因為死者是追討高利貸的黑道，他說三隅和他們沒有仇恨或怨念，他像個空空如也的器皿。

如果人是載體，成為菁英的重盛被裝上的是成為菁英的養成教育，而三隅呢？他說有些人不該被生出來，如果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無所謂吧。

年輕的川島卻說：｢沒有人是不該被生下來的。」如果不能期許每個人都有存在的價值，如何找到前進的力量。重盛卻對川島說他不認同，因為生命的終始與自我意志無關，沒有人能選擇自己的出生背景，也沒有人能預測生命如何結束。顯然重盛不認為人能輕易擁有自我意志。

可是他沒發現如器皿般空洞的三隅也能影響自己。結花問他如果自己出事，父親會救她嗎？重盛堅定的告訴她：｢我會，我一定會幫你。」接著他對女兒說：｢對不起，沒辦法在你身邊陪你長大。」從輸贏的效益計算中轉回對人的關注，他開始懂的溫柔待人，懂得同理。

咲江決定出庭作證，她對重盛陳述父親性侵的遭遇，她認為三隅察覺她內心對父親的殺意，為了她殺人。原來這就是三隅所隱瞞的動機，為了保護咲江，絕對不能說出真正的事實。重盛問咲江為何願意說出來，咲江說她不想像她媽媽那樣視而不見。三隅也曾說過同樣的話，如果不對很多事視而不見，根本沒辦法活下去。美津江的視而不見，是生存之道嗎？為了生存成為凌虐女兒的幫兇，這樣的母親令人不恥，難怪咲江選擇遠走北海道。

重盛法官跟兒子說了一則中國的傳說故事｢瞎子摸象」，瞎子各自摸到不同的部位，以為自己找到真相，他形容重盛現在的心情就像瞎子摸象，重盛也自問他摸到哪兒？三隅的動機是制裁還是救人？

聽到咲江打算在法庭上說出事實，三隅再度翻供否認殺害山中。重盛突然理解三隅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求生。他讀著三隅寫給父親重盛法官的信，三隅描述他在北海道的雪地裡為四歲女兒過生日的美好回憶。30年後他為咲江堆雪人慶生，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他卻以愛護咲江替代自己無法履行的父愛。

相反的擁有血緣關係的親生父親山中，卻做出禽獸不如的行為，當重盛怒罵｢這種狼父被殺活該」，他不自覺的脫下律師面具，表現父親的真實心情，並且認同了三隅的殺人行為。

最後一次開庭前重盛和三隅會面，三隅問他：｢你願意相信我嗎？」重盛說：｢我明白了。」是枝裕和運用影像重疊，象徵重盛對三隅的共感，那是設身處地的同理，真正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如果求生不是當事人的目的，隱瞞真相才是他的目標，而這個必須犧牲自己的目標，是為了保護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律師是否也該尊重他的決定，並且幫助他達成目標。

於是他說服咲江尊重三隅的決定，配合三隅翻供，最終三隅被判處死刑，重盛終於明白，這是三隅的第三次殺人，將自己送上死刑台。以自己的死換取咲江的重生。

判決後重盛再度去看三隅，不談官司，談的是東京、北海道的櫻花，那是朋友的對話。重盛明白了，為了保護咲江，三隅寧可將自己送上死刑台。三隅問重盛：｢我錯了嗎？」重盛說：｢不，很棒的結局。」從不需理解委託人到認同委託人，重盛從律師這個角色工具，找回擁有人性的自我。

而三隅呢，他說：｢我一直認為自己不該被生下來，因為我會傷人，只要存在就會傷害身邊的人。如果你剛才說的是真的，證明我這種人，也能幫助到別人。」

重盛想起器皿說，即使殺人兇手，也期待自己的存在是有價值，對某個人具有意義。第三次殺人，他不再是空空的器皿，他裝上對咲江的愛與保護，對咲江而言，他是有價值的，就像川島所說，沒有人是不該出生的。

每個人都有存在的價值，每個人也都可以擁有自我意志，做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