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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2/07 21:41:27瀏覽507｜回應0｜推薦40 | |
高官高薪制一直是受爭議的議題，新加坡政府過往態度強硬，認為沒有調整必要。去年大選，執政黨選舉成績受挫，高官高薪制是反對黨抨擊執政黨的主要議題，執政黨為了安撫民心，不得不檢討以為沒調整空間的高官高薪制。 高官高薪制始於 1994年的吳作棟總理時代，當時得到李光耀大力支持。李光耀曾表示，像新加坡這樣欠缺天然資源、競爭激烈的小國，必須要由最優秀的人才管治國家：「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們的國家，內閣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組成，這就是我們的末日。」除為了吸引人才，設立高官高薪制的另一原因是高薪養廉，以高薪減低官員貪污的誘因；選全球最廉潔國家，新加坡歷年名列前茅。 高薪養廉是謬誤? 不少人卻認為高薪養廉的概念其實是一個謬誤，高薪和廉潔之間沒有必然關係。新加坡只是同時擁有兩項凸出的特徵：高薪和廉潔，因此很多人把這兩個特徵連結在一起，推算出一個因果關係，但事實卻未必如此。高薪是否可以養廉，或者廉潔的主要條件是否高薪，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課題。 不同意高薪養廉論點的人提出兩項異議： 1.在 1994年推行高官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經是一個非常廉潔的國家，廉潔風氣不是因高官高薪制而開始； 2.高官高薪制只牽涉約 30名高官，新加坡中低級公務員薪金不高，而新加坡的廉潔風氣是整體和全面，不是靠一小撮高官帶動。這兩點甚具說服力，特別是近年華爾街屢爆醜聞，暴露人性貪婪，銀行家沒有因高薪而抑制貪污，令高薪和廉潔之間的關係更模糊。 講廉潔，香港排名緊隨新加坡之後，矚目的貪污個案不多。自從內地經濟開放後，內地官員貪污手法層出不窮，令香港人對高官貪污有親歷其境的體會。 Richard McGregor在《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指，內地貪污程度之深和廣，令人咋舌，貪污集團可運作一段長時間，其間可能只有少數或沒有官員被揭發。 McGregor指被揭發官員分兩種人：一種是政治上失勢，乘機被敵人整治，貪污只是藉口；另一種是貪污得太過份，太礙眼，其他貪官認為這些人會影響整個貪污系統，遲早拖累其他人，包括自己，因此不得不及早鏟除。 McGregor寫：「內地貪污似是一種交易稅，由當權者集團收取稅款，而這些稅款是維繫政府系統運作的膠水。」 內地貪污成本低 入獄比例 3% 內地貪污嚴重，是因為貪污的成本不高，被揭發的機會低。根據 McGregor的數據，自 1982年，每年有 13至 19萬名官員因貪污被共產黨處分，當中大部份被口頭警告，只有 6%要被審訊，最終 3%入獄，因此，內地官員貪污是高回報、低風險行為。大家試想，貪污未必會被人捉到，即使極之不幸地被捉到， 100人只有 3人被判入獄。 從內地貪污的例子看，官員是否貪污，跟實行高薪制沒有必然關係。內地官員薪金水平相對其他行業不算低，提高薪金水平對杜絕貪污成效成疑，再者貪污金額動輒以百萬千萬人民幣計算，內地官員薪金怎高也不可能高至這些水平。我認同 McGregor對內地貪污的分析，貪污的主要考慮，是機會和收益。 機會是指貪污的機會和被捕的機會，在內地，貪污氾濫至如 McGregor所說，已成為維繫政府系統的膠水，只要官員願意參與，就可以輕易加入，方便程度似 7-11，梗有一個貪污集團係左近。另外，因為被捉到的機會不高，在內地貪污不需秘密地構思精密大騙局，貪污細節粗糙，初哥老雀同樣易上手。收益是指貪污能賺取的金額，內地經濟起飛，各行各業規模擴大起來，所有事情的銀碼也多加幾個「零」，貪污變成一條吸引的賺錢途徑。今時今日，貪三幾千萬人民幣被捕，這宗新聞可能上不到當地報紙頭版。 在內地這種貪污的風氣下，高薪養廉沒法行得通。假設內地政府官員大幅加薪，我相信官員貪污情況絲毫不減，原因是貪污的最大動機——機會和收益——不變，官員薪金怎加也不會令貪官放棄貪污。內地政府要決心打擊貪污，一定要從根源着手，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加重刑罰，例如把入獄率從 3%升至 80%，阻嚇作用肯定令官員矚目。然而，政府系統上下都有人貪污，所謂嚴打永遠是拿幾個不順眼和不聽話的同謀來示眾。 從機會和收益的角度看，新加坡政府實行高官高薪制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腳。新加坡廉潔的風氣是根深柢固，策劃貪污一定要有同謀，在新加坡要組織貪污集團不是易事，要費大量心思，而且參與者只有少數，當四處都是不友善的人，被揭發的機會很高。我相信新加坡的貪污案，定罪後入獄率不是 3%，而是 100%，兼且刑期不短，這是實在的阻嚇作用。當刑罰又真又重，金錢收益表面上就算怎吸引，當風險經調整後，貪污變得不吸引。 公職乃天職 既天真又錯 如果高薪養廉的理由不成立，要細看高官高薪制的另一支柱：高薪養賢。新加坡沒有天然資源，沒有內地經濟作後盾，所有事憑自己創造，國家最重要資產真正是人才。政府作為僱主，要在人力市場爭賢，必須出奇謀，這是非常合理，其中最直接和客觀的手段是提高薪酬。有些人指，從政者為民服務，應該是一種感召，超越金錢層次，應準備犧牲某程度金錢收入。 我認為這想法不只是天真，而是錯。「為人民服務」這些字眼連內地官員也不多說，說出來也忍不住偷笑。政府招聘人才，薪金一定要具競爭力，起碼跟私人市場看齊，視乎工種，可能比市場高或低。新加坡政府重視官員的質素，認為要吸引最優秀人才，要付出較高的薪酬，是新加坡政府的策略取向，我認為無問題，關鍵是凡事都應該有限度，過了限度事情變得不合理。 高薪制正反兩方的論據，分開單一來看，都有道理，最後判斷是把這些論據放在新加坡的環境框架中，在不超越限度的前提下，找出一個最合理的平衡點。民眾的意見或者是短視，甚至是錯誤，但新加坡執政黨在最近選舉清楚聽到民眾的聲音，高官高薪制令很多新加坡人心裏不舒服，政府不得不正視。以前執政黨得到大多數新加坡人的支持，施政有足夠自信心，但現在基於各種原因，支持度不斷受到衝擊，政府不能不提高對民眾意願的敏感度。 新加坡人普遍不是不接受高官高薪制，這制度畢竟已行了 18年，但人心可變。在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新加坡第四季 GDP下跌 5%），人民心裏有氣，在這情況下，政府自然成為出氣袋。環境在變，人民對政府的要求在變，高官高薪制的不合理被放大，新加坡政府須察覺到與時並進的必要。世界變了，強如新加坡政府也要跟住變。 不論是高薪養廉或高薪養賢，新加坡人清晰地向政府提出不同意見：在現時的政治和經濟氣氛中，高官的薪金超越了限度，沒有人需要這麼高的薪金來消除貪污的誘因和加強高官服務人民的感召。 蔡東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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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財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