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喊 要建立制度 要遵守紀律倫理 ... 制度與紀律對台灣現狀真的有用?

一個組織的成功，是因為嚴謹的制度和嚴格的紀律存在嗎?或反過來問， 一絲不苟的制度與紀律是組織成功的充分條件亦或必要條件?

我認為應該說當一個組織有一項只想成功不想失敗的任務，但前途卻相當撲朔迷離時，這個組織為了達成任務會慢慢的發展型塑出一套嚴格的紀律，並進而形成嚴謹的制度。而這樣的紀律與制度也會慢慢的擴散到其組織的上下游，進而以集團形式展開冒險。

舉例來說：

消防隊員嚴守紀律是為了搶救生命。他們在火場中必須面對極大的未知變數，因而必須以團隊的紀律互相支援。軍事部隊嚴守紀律是為了摧毀敵人。他們在戰場上對敵方的情資多半一無所知，因而必須在最短時間透過紀律做最快的應變。

也許，這看起來像是國家層次的權威才能貫串的管理。那麼我們看看企業：

台灣鴻海嚴守紀律，是因為鴻海企圖在代工的世界稱霸。郭董為了達成這個任務一方面把組織的規模搞到最大，又要組織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存活，因為誰都付不起輸任何一次的責任，因此必須貫串以嚴格的紀律與制度。 日本TOYOTA也以紀律與制度聞名，那是為了他們要搶占美國甚至世界市場的前三大，加上日本內部市場爆滿的高度競爭使豐田必須由上游到下游貫串以精密的規範。美國通用汽車雖看似個人主義興盛，但其事權、責任與賞罰之間也被賦予嚴謹的規範，那仍是因為通用汽車過去有著稱霸世界車市的使命。歐洲的企業更不用談，在歐陸統合主義國家中勞、資與政府各擁有紀律嚴明的協商機制與做法。若要說這些企業有什麼共同特色 ~ 就是他們都身處在跨國企業的生存競賽中，以稱霸該產業做為核心任務。

紀律與制度是為了度過難關迎接挑戰 不是搞小鼻子小眼睛的規範與鬥爭

也就是說，在惡劣、動盪未明的環境中求生存將迫使組織已紀律與制度進行自我保護。那種紀律就像訓獸師那條收放自如的鞭子 ~ 可以要大象奔跑 也可以要獅子止步。而無論組織大小，只要對外的目標一致其組織整體的動和靜之間可以收發自如  ~ 

再說組織內部的衝突，更因為唯一的目標明確使組織內部縱有爭端也願意聯合內部敵人攻擊外部敵人。也因此，組織經理人更有機會將內部的競爭轉化為較長期且良性的競爭，而不致成為毫無目標的人事惡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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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台灣的政府、政黨與企業...到底是任務目標不明確 還是制度與紀律不嚴明 ?

我國的政府文官組織，多半具有嚴格的紀律且被嚴謹的體制所束縛。然而 ~ 這樣的約束，其背後究竟有什麼樣的理由或時空背景所造成 ?

從簡略的台灣近代政治史來看

民國38年  國民政府播遷(或逃難撤退)來台後 ~面對台灣內部局勢的不穩，與對岸中國共產黨的壓力，以及二戰後的國際金融蕭條。蔣氏政權為求在台灣的生存並取得政治統治之合法基礎，逐步的 使黨、政、軍凝聚成有紀律的組織，並逐步的將紀律延伸到官僚體系。(此時，因為任務清楚而制度與紀律嚴明)

民國40~60年代 ，台灣面臨退出聯合國的國際壓力，以及原住民與黨外運動的抗爭。蔣氏政權進一步凝聚了整個官僚體系的團結  並發展出相當嚴謹的紀律與制度

民國70年代  蔣經國統治後期~內憂外患不再，政府頓失發展方向 ~ 對外，反攻大陸的遙遠夢想再不可能實現，在國際上政府也篤定抱著美國大腿不放。對內，國內反對聲音多數撫平，或已收編進體制內使其只能在體制內發出聲音。當內、外部敵人不復存在，加上政治強人因病失去掌控能力(或說失去對未來的規劃能力)，黨、政、軍甚至文官體系開始為了爭著出頭而出現裂痕   ~

民國70年代末 ，李登輝繼任總統，此時國民黨內本土派勢力仍不足以抗衡統派勢力。加上李未能夠得到軍方的支持，進而在求生的前提下以種種策略誘發更激烈的黨內派系鬥爭以確保其地位能在權力平衡中達到穩固。民進黨也在此時受到重點扶植，從黨外逐漸正式進入體制內 成為合法政黨。地方派系也在此時機逐漸與政黨甚至中央官僚脣齒相依，黑與金也在此時不斷壯大。也因此，李登輝雖未提倡黑金政治卻因其生存之手段如此而難脫黑金教父之稱謂。後李時期，國民黨內部分歧達到高峰，民進黨亦在外部敵人明確且理想未被現實與利益所傾吞的時刻逐漸壯大穩固。

西元2000年 ，陳水扁因國民黨內鷸蚌相爭以不過半的支持度贏得總統大選。至此黨、政、軍之分配架構早已如派系山頭林立且互不相讓，陳水扁在空有政權卻無指揮控制的狀況下，玩起比李登輝更狠的資源分配。陳水扁在權力極不穩固的狀態下，為求生存極盡可能的拔擢扁系人馬，也極盡所能的把政敵鬥臭。宋楚瑜、連戰、甚至民進黨黨內的天王也一一在威脅名單中被整平，在這時期不論國軍內部的人士、中央政府中的人士也慢慢的步向了順服馬屁唯一權威或噤若寒蟬的閃一邊。

西元2002年 ，阿扁開始修理中央政府的文官。民進黨協同中央政府訴諸輿論，大力抨擊「新政府 舊官僚」。在實際手段上，民進黨闖關通過政府組織法修正案，增額安插政務次長侵入官僚集團，並使首長有權增額聘任機要職以作更大規模的人事權力運作。然而，八年過去由於國家發展未有一清晰之目標或假想敵 ~ 因此政府內部仍難以凝聚。行政與政治之間的裂縫只見擴大 ~ 行政內部的人脈派系也更加分散並茁壯。

(雖陳水扁以中國為敵 ~ 卻因為與長期政治社會化價值不符而未能引起官僚共鳴。另外，陳水扁雖已形塑外部敵人卻因其生存危機不斷未能進一步提出國家宏觀的發展方向)

西元2008年 馬政府上台，政府高層至今仍處於自我求生階段也未能提出國家願景。而半年來的行政無能似乎也證明其撞上了更高的「新新政府 舊舊官僚」的圍牆...

真的是新政府，舊官僚嗎? 為何政府換了人 官僚卻也沒回到國民黨掌控之中

台灣的官僚在表象的確仍舊紀律嚴謹、制度嚴明 ~ 這麼說是因為台灣的政府有著世界級錯綜複雜的成文規範 ~ 因此當官僚面對不明確的政治勢力時，就讓自己躲在法規的烏龜殼裡，被動且消極的抵禦(文官消極不服從)。

過去二十年，我們看到領導者為了求生 一個拉幫結派、一個尋求外敵以內聚。在如此詭譎的政治情勢中，身為國家機器一份子的官僚系統也學會了在此種求生氛圍中聚眾以自保。

也正因台灣政府一直沒有清楚的、想要突破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僵局的遠景與目標 ~ 過去二十年的內部鬥爭史，則養成了今天消極、被動卻又在某些事情與民脫節的官僚。~他們在事關升遷或責任時，對政治冒出高度的熱誠、熟門熟路的在山頭林立的五同結構中穿梭；他們又在事不關己且沒有升遷利益時，對政治保持觀望或採取消極防禦的態度。

紀律與制度，在此成為官僚的保護殼。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就叫做「依法行政」、「行政中立」。據此，台灣的官僚已築起了壁壘分明且足以形成消極抗衡政治權力的高牆，卻也因而失去了官僚組織的彈性與官僚與政治力共同治理國家以臻富強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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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以透過這些推論找到一些癥結...那就是紀律與制度只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之ㄧ。而唯有在組織具有明確的任務目標且組織目標中有極為強大的獲勝決心時，紀律與制度 才能發揮正向工具效能成為武士披荊斬棘時的武器。而若敵人不明、組織目標不清、或上位者態度不明時，紀律與制度就會變成負向的工具效能，形成困住所有組織的行動的千斤大鐵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