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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2016/05/30 08:46:36瀏覽254|回應0|推薦10
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撰稿/蔡瑋

自十八世紀中葉到世紀末的五十年期間,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三倍有餘,大量土地的開發,特別是對於兩大河上游的開發,造成生態的破壞,使得大河不斷氾濫成災;康熙初年對地方富室欠稅的嚴厲取締,日後變得鬆弛,加上地方人口的增加,地方徵稅的任務令過時的行政體系無法負荷,於是出現兩股以徵稅為背景的利益團體,一個是官員與高利貸者的結合,結果是使繳不出朝廷稅捐的貧農,成為高利貸的受害者,進一步淪為實質的農奴,所生產也不足償還債務之用,另一種情形,則是貧農投靠地方的生員,生員以自己的名義代繳,這兩種勢力在地方衝突,耒陽暴亂,最先是後者採取京告的途徑,但審理時落入前者與官僚的集團手中,投告者因而下獄最後凌遲處死,期間同族發起抗稅運動,



又以武力阻撓賦稅上繳—或者出於前者的污衊或基於協調行動的手段,最後遭到撲滅;乾隆時期寵臣和珅的利益集團,加深了地方非官之官的稅收催收員的壓力與剝削;清朝利用漕運徵收長江下游省份的糧食運京,又造成特殊的剝削生態;在鴉片戰爭之前,有魏源提倡務實治理,以明朝的經驗提倡海運,又主張朝廷的徵糧改走海路,而被朝廷一度採納(1826年後的二十年),魏源最大的貢獻在於透過對《詩經》的私人註解,提倡了一個「群」的觀念,以規避歷代朝廷對朋黨的禁忌,他的影響是產生了以舉人為基礎及其上功名者的中流士大夫階層的發明
—這是因為舉人透過例行性的京試齊集京師,可以互通訊息廣結人脈,又因為生員涉及地方的收稅利益集團而被魏源排斥在外
由於他的鼓吹,一直影響到戊戌變法前夕的公車上書,而魏源鼓勵透過擔任地方官吏的幕僚方式從政,也一直影響到民國的政治實踐;翰林編修馮桂芬,相對於魏源較受到西方觀念的影響,他主張地方官吏,必須由更下層的官吏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以避免從上至下的結黨營私;由於地方徵稅的問題,造成了朝廷認可地方團練的武裝組織,又因為南京條約之後的賠償壓力,造成地方更沉重的稅賦負擔,至甲午戰爭後,實質的地方自行治理已經蔚為風氣;民國三零年代的改革,企圖繞過地方富紳,將中央的治理層級向下延伸到鄉;四九年之後,中共眼看土地改革的發展,逐漸在山西產生新富農的徵兆—富農意味著類似過去舊社會的收稅生員階級的復生,於是以合作單位或村,作為徵糧的基本單位,又因為人民公社的土地為公有,也就杜絕了土地兼併與收稅階級的復辟的可能,作者主張中共的大躍進農村改革,主要是為了提供都市工業部門勞動力的糧食需求所做的嘗試;梁啟超的地方自治觀念,建立在公民的道德基礎上,對地方可能的派系爭奪等現實問題置而未論,梁的主張受到章炳麟的挑戰,後者主張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才是防範地方派系競爭的力量,換言之只要中央政府有效率,權力下放並無必要;按照作者在中文序言中的說明,書中提到的國家現代化,區分為根本性的議程與建置議程,前者猶如英國的不成文憲法,也是梁啟超所強調的國民精神,後者則展望未來的根本性議程的發展所提出的規劃,而成文憲法就是最主要的表現;作者在第四章也是替全書作結論時指出,中央與地方、及地方派系之間的競爭問題,是中國現代化尚未解決的議程,而在這過程中,地方自治以曖昧的自己治理或代替中央在地方治理的並存的方式存在,就像民國的地方議員同時為中央辦理公務所顯示的;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也就是統一的必要性,使得中國歷經列強瓜分、軍閥割據,最後還是回到了中央集權的形式,這也是歷屆革命者主張的共同要素;看譯者文章之外的所有內容,《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1999),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翻譯,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2014年(20160325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閱心)
—人口增加、生態浩劫、徵稅問題,是作者討論中國現代化議程的主要途徑,有創見也有侷限
—從魏源的中流士人階級,到梁啟超具有道德意識的憲政公民,代表著根本性議程或中國不成文憲法形成的脈絡,可惜梁的主張受到孫蔣毛的抵制,至今尚未成功,但他的精神是未來的、進步的,所以他的文字至今讀來依舊能振奮人心;又從這條根本性議程的發展路徑,可以找到現代中國知識份子階級身世的來歷,因此又可以證明一個階級其實是人為的發明,而非一個社會所與生俱來的
—如果說國家是武力構成的(孫文),憲政絕對是道德促成的,如法國大革命中的球場事件,被排斥在三級會議之外的第三階級,自動集結、並自發性的宣布放棄取得的特權,以實現全民平等的共和主張理想就是顯例,又如果沒有林獻堂的非暴力政治抗爭遺產,台灣實施真正的憲政不知要延後多少年;憲政既然是道德造成的,梁啟超與林獻堂的言論與政治實踐,都是國民教育的最好教材,對於過去長期以來國會受一黨包攬壓制底下扭曲之議壇舞台化、質詢官員偵訊化、議事粗口化、情緒化等現象,有從根本救起的意義;再從台灣憲政的淵源論,現行憲法條文固然是國民時代的產物,但實現的動力,則非孫蔣的暴力革命所造成,而是梁、林的精神感昭、經過一代一代人不斷的堅持才能水到渠成、開花結果,為何如此說,凡讀過台灣社會運動史的人,都知道林獻堂當年在日本、就殖民者壓迫下的台灣的未來前途、及主張台灣人權益的方法與途徑請益梁啟超的一段典故,要實現憲政教育改革,就要改變過去威權時代制定憲法條文就等於憲政運動的狹隘觀點,更多從民主前輩的言論、實踐的毅力與堅持中,學習、汲取國民道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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