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激進反中的人，往往出身中國大陸，或是來自大中華區域的台灣與香港。他們往往反過來對自己原先所在的文明或宗教或種族產生異乎尋常的排斥、反感、攻擊、乃至於殺戮而毫不手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些現象？

令許多人大惑不解的是：許多在西方生長，教育的歐美人士不遠千里去參加這些極端的武裝組織。於是我們看到了ISIS有美國籍的自殺炸彈客；9歲的澳大利亞籍小武裝；還有轉作劊子手，斬首美國人的前英國饒舌歌手。然而，這些都是冰山一角。根據荷蘭媒體報導，光是參加ISIS的荷蘭人據信就達百人之多。

類似的例子很多：歐洲過去的反猶浪潮中，許多積極的反猶者本身就是一兩代人之前改宗的猶太人，急於抹去自己的猶太特性，往往表現得比非猶太人更激進。同理，世界上最激進反中的人，往往出身中國大陸，或是來自大中華區域的台灣與香港。近年西方有不少政治家从左派转成右派，这些曾经是左派的政治家们一旦在观念上转为右派，往往也会演变成为极右派。

 每個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社會身份，例如信仰、種族與階級。各種社會歸屬與社會連結構成了与生俱来的社會身份，这种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获得的身份认同，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特殊性。當藉著社會流動可以解決部分階級屬性越來越困難、對現世不滿、卻又無力脫離自己所屬的社會身份的人，會尋找可能的救贖出路。過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番习俗、观念甚至理性的自我冲突——这是个不断自我暗示的努力和挣扎。

於是，部分歐洲人通過「自我改造」式的思考和选择過程，最終參加激進的穆斯林團體，反過來與原有的社會身份與價值體系敵對，新皈依者通常自以為站在正義的一方，有著較強的道德正當性，又對原出身社會的缺失有著較清楚的理解。因此有着更为狂热和偏執的信念。這樣的現象又稱為「新皈依者的狂熱」。

然而論及台灣的皈依者狂熱，當屬近年來在某些報刊媒體上經常出現的「普世價值」。這些理論的台灣信奉者，其狂熱和固執程度已經接近了所謂的「基本教義派」，還可以無限上綱到「公民不合作」，或攻佔國會，遠遠超過這些觀念發源地實際倡導與可執行的真實情況。

其實上下時空經緯，所謂的「普世價值」即便在美國也不過只有短短的數十年時間。也別忘記了與蔣介石執政同時期的1968年，馬丁·路德·金恩為爭取黑人平權的反種族隔離抗爭而殉命。上個月初美國密蘇里州持續經月的暴亂，很大程度地揭露了美國「普世價值」中仍然不平權的一面。在地理的普及上，除歐洲和北美之外，僅有少數國家完成走入民主之林的壯舉。近來的中東與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雖然打倒了原來各國的專制政權，但卻催生了更為野蠻落後的極端基本教義派，國之不國，分崩離析，使得這些國家離「普世價值」更為遙遠。

更何況，這些「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施也不過短短二十多年，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根基和傳統，仍遠遜於西歐和北美；台灣人民對政治人物與政黨的評價屢創新低，顯示台灣的民主實踐尚有諸多缺憾。如此的台灣，卻有眾多嚷著「普世價值」、自我感覺良好的台灣人在進行「台灣模式」的「民主輸出」，指導香港人攻佔立法局，中環，「要求政府應對中共封殺港人要求民主的蠻橫作為表態」，顯然是不折不扣的新皈依者。

因此，在分析判斷兩岸三地相關的複雜問題時，需擺脫新皈依者的心理陷阱與個人愛憎情緒，才能公正客觀的評價問題。制度當然是爭取而來的，但也是正確回應環境的壓力逐步演進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