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堅固、最僵化的是人類的思想，一旦站在了對立面，就很難再聽到理性的聲音，只能通過最原始的爭鬥來解決思想上的分歧。
2013年11月下旬，烏克蘭政府宣佈暫停加入歐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轉而接受俄羅斯所提供的200億美金貸款之後，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冒著零下20度的苦寒，烏克蘭的街頭衝突已經持續了一個月之久，與泰國打死不退的黃衫軍並稱現時世界上兩大街頭抗議的櫥窗。於是，我們發現：其實世界上最堅固、最僵化的是人類的思想，一旦站在了對立面，就很難再聽到理性的聲音，只能通過最原始的爭鬥來解決思想上的分歧。
在萬里之外，不少人在隔岸觀火看熱鬧，也有的建制派人士再次藉機譏諷西方的卑鄙陰謀，指責美歐在其間製造矛盾、忽悠民主、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煽動對立、顛覆政權，等等等等。然而，用自己的框架去界定世間萬物，本質上仍是一種幼稚的觀點。衝突是矛盾的爆發，假若烏克蘭仍然生活在蘇聯時代，這些矛盾就不存在了麼？
要評點某個國家，就首先得搞懂這個國家的基本國情。儘管有西方與俄羅斯爭奪地緣影響力的國際背景，但烏克蘭的分裂與衝突，從本質上講，是其民族結構上的固有弱點所決定的。與其指責西方，還不如去指責史達林與赫魯曉夫。當然，這是個玩笑。
實際上，爆發抗議的真正核心問題是，烏克蘭的地理和人口天然地分為三塊，以第聶伯河為界，東邊的俄羅斯族和中部的烏克蘭族，還有最西邊的波蘭人。他們因為歷史的偶然被劃到同一個國家裏去。因此，當代的主權國家烏克蘭，它的疆域劃分和民族構成都是人為的、虛擬的，有其不合理之處。
這其中牽扯到幾百年來俄烏邊界的多次移動。因為二次大戰蘇聯為戰勝國的緣故，史達林從波蘭那裡拿了一大塊領土給蘇聯的烏克蘭，再讓波蘭從德國割了五分之一的領土作為補償。因此，西部原屬於波蘭的居民在二戰後莫名其妙的成為烏克蘭人。最近的一次大變化是1954年，為慶祝俄烏合併300週年，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曾任烏克蘭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將克里米亞半島等原本屬於俄羅斯的地區，居住著眾多俄羅斯族人的大片土地作為禮物劃給了烏克蘭共和國。當時，誰也沒想到蘇聯會解體。
領土變化的最終結果是東部一大群俄羅斯族「藍色聯盟」親俄，西部的少數波蘭人「橙色聯盟」親歐，兩大陣營涇渭分明，不可調和，而且雙方勢均力敵——就像烏克蘭的那面國旗一樣。中部的烏克蘭人民族上、文化上都與俄羅斯的斯拉夫人為親兄弟，但是態度曖昧。
在三足鼎立的烏克蘭，已經舉行的數次選舉中，誰也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也沒有被真正調和過。在任何一項政策上，都會出現邁左腳伸右腿的矛盾與衝突，國家根本無法前進。因為觀點嚴重衝突，雙方幾乎又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有效妥協的可能。唯一能達成的妥協僅僅是雙方在高層人事任免上的「交換」。
在2004年的選舉中，親俄的領袖亞努科維奇在總統選舉敗給了親西方的領袖尤先科，但沒過多久，亞努科維奇就在議會選舉中勝出，得以出任總理。同樣，在這次危機中，亞努科維奇宣佈將提名反對派領袖出任總理和副總理，以此交換「妥協」。
但是這種平衡是極為脆弱的，妥協也意味著政治的僵局；同時政治領袖的職務妥協並不能滿足雙方支持者尖銳對立的政治要求。
2013年11月下旬，在亞努科維奇政府宣佈暫停加入歐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後，轉而接受俄羅斯所提供的200億美金貸款之後，烏克蘭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在烏新年期間有所緩和。
但在烏克蘭最高拉達（議會）於1月16日通過了旨在限制示威者的全面立法之後，烏克蘭再次爆發大規模群眾集會，最終演變為警民衝突，大火也籠罩整個基輔市中心，造成多名執法人員及民眾受傷，場面極為火爆。
從理性的角度分析，融入歐洲是烏克蘭從根本上擺脫被動的唯一選擇。加入歐盟將有利於烏克蘭經濟結構調整，打開經濟發展的廣闊市場，這些都已經為各東歐國家的快速發展所證實，這是烏克蘭夢寐以求的，也是俄羅斯無法滿足的。特別是眼見波蘭加入歐盟的好處，那些居住在西邊的波蘭裔烏克蘭人更是鐵下了心腸，非得追隨波蘭同胞加入歐盟不可。
但是，俄羅斯和居住在烏克蘭的俄羅斯族人則將加入歐盟等同於「北約東擴」的進攻性措施，認為這將在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構成重大威脅，西方的邊界和力量將首次在和平時期直抵俄羅斯的核心腹地。即使排除政治軍事因素，烏克蘭在經濟上脫離以莫斯科為軸心的體系，這些都是俄羅斯人所不願看到的。
也就是說，兩股不可調和的力量——俄羅斯民族主義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各自廣泛的支持者們都在角逐著想要控制這個國家。
審視西方在近現代產生了三大思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他們構建了現代政治理論的基礎（所謂的民主和集權只不過是政權形式），也是最包羅萬象、最亂七八糟的複雜概念。
這三者都算是文藝復興以來的「進步思潮」。資本主義浪潮在歐洲催生出以方言族群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主張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呼籲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這些極富號召力的群眾性新思潮，能夠組織起現代性的政治運動以及各種以政治權力為訴求的社會運動。
進步思潮一經由印刷品的散步，在摧枯拉朽般的洪流衝擊下，一切反動派乃至保守分子只能做出無可奈何的反應，最終從根本上摧垮了歷史悠久的王朝原則。
最終，由這三大思潮共同構建了這200年以來的人類歷史和現代社會形態。而其中煽動力最強，也最難以把控的，現在看來莫過於民族主義。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有其古代原型——對付現實和想像中的共同敵人，維護族群成員的共同利益，但是它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
19世紀中期以來，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扮演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角色。民族主義導致民族國家模式的出現，民族沙文主義導致帝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導致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民族分裂主義導致恐怖主義、戰爭衝突和國家裂變，等等。
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建構成為一種深刻的、溫暖的大家庭。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自己的民族——去屠殺他族或者從容赴死。
正如有鳳凰網友所言，世界上最堅固的是人類的思想，一旦站在了對立面，就很難再聽到理性的聲音。只能通過最原始的爭鬥來解決思想上的分歧。
一窺近現代的世界歷史，由民族問題衍生出的種種後遺症（尤其是國家分裂問題）愈演愈烈，並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動的重大因素。
有學者分析，多民族國家之所以容易出現政治不穩定的危機，是因為各個民族經常把對本民族的認同放在首位，而對超越民族界限的集體認同不感興趣。
在戰後美蘇對峙的格局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居於主導地位，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都受制於冷戰格局，因此在冷戰機制下民族矛盾、宗教衝突等都退居次要地位或僅是時隱時現的潛流。
以前蘇聯地區為例子，各加盟共和國、各自治州、各民族自治地區之間和內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它們之間的一些歷史積怨長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與之相反，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一些政策反而激化了這些矛盾。只不過，在蘇聯時期的強力管制之下，人們或有意迴避或不敢提起這些敏感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始，隨著意識形態對抗及世界格局的變化，蘇聯國內矛盾凸顯，民族主義情緒隨即高漲起來，並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而戈爾巴喬夫的自由化運動，使得「民族自治」失去了強有力中央集權的監督，立即就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
如此犬牙交錯的眾多民族和如此複雜漫長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前蘇聯地區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那些多年被掩蓋的問題在一定條件下突然爆發，其影響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從國際上來看，第三次民族主義的思潮也成為此次民族主義浪潮湧起的非常適宜的外部環境。具體地說，就是以「一族一國」為訴求的運動和思潮，以民族為獨立和認同主體，以民族自決為主要理論，以民族分離、獨立建國為基本目標。
對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穩定來說，政治認同是建立在民族這個集體，還是民族共同體——主權國家這個集體上，所產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單純的看，烏克蘭從民族構成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個純人造的主權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撕裂的二元制社會，兩個族群的政策取向明顯對立。它的政局動盪幾乎就是無法避免的。
局外人也許會認為，目前的混亂僅僅是烏克蘭近10年來一次次政治衝突歷史的重演，最後注定將以妥協收場。
但正如我們先前所說，民族主義自身就是一種極其強大的動員力量。只要那些對抗的因素——民族隔閡與價值取向分裂存在，街頭運動和公眾騷亂就會持續下去。有人不無擔憂的說，巴黎巷戰持續了一世紀，這次混亂能持續多久？
有的觀察家認為，東西烏克蘭鬧到今天這個地步，還是早點分裂吧，也省得變成內戰，鬧到生靈塗炭的地步。
國際政治學者們則開始拋出方案，分裂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嗎？參考南北蘇丹的解決，西半部獨立，東半部回歸俄羅斯，大家都別鬧騰了。
但是，南北蘇丹在近30年的內戰之後「和平分家」了，衝突停止了麼？沒有。
如何分配蘇丹的尼羅河，這條關係幾百萬人的生命線和擁有重要地緣政治意義的河流？如何劃分兩個國家的邊界，保證幾十萬遊牧民族能夠在兩國邊境進行遊牧生活？最重要的是，南蘇丹的產油量佔蘇丹總產量的75%。然而，蘇丹所有的輸油管道和石油出口設備都分佈在蘇丹北部。南北雙方如何分配石油收入？
於是乎，國家剛獨立，邊境衝突又起。就連南蘇丹內部，擁護不同政治領導人的派別也開始劍拔弩張，內戰浮現。因為政治人物的本能就是尋找敵人，當外部敵人消失，他們會從內部尋找他們需要的敵人。諷刺的是：南蘇丹人民在付出巨大代價後終於獲得獨立，正因為這些代價之慘重，才讓今日的南蘇丹政局顯得格外無能、失敗。
新的悲劇還要在烏克蘭上演麼？！撕裂，還是聚合；消弭怨恨，達成妥協，還是雙方持續對立，最終將政治爭執演變成血腥衝突。這些都在考驗著烏克蘭對立兩族兩派政治領導人的智慧。
睿智的民族主義研究大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核心不是「真實與虛構」，而是認識與理解。
一切既存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唯有通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理清其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對話與協商的共存之道。
這很難——的確很難，但這是最終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正如那些勇敢的站到對壘者陣營之前，試圖用雙方共同的信仰去調停化解衝突的東正教神父那樣。
（鳳凰新聞客戶端評論員 唐駁虎，作者Pan在訪談俄羅斯教授後部分改寫，加入波蘭部分）
字體：小 中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