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纖纖的素手】

今年初夏到深圳、馬來西亞、上海走了一趟，觀察供應商製造生產的過程。從南方飛到南方的南方，從一個燠熱的城市換到下一個燠熱的城市，邊看邊聽，明顯地感到華人口音隨著地理位置的變化。

深圳的工廠在港腔中夾雜中國南方特色，說起英語幾乎沒有高低起伏。馬來西亞的工廠則是華人移民的唐山腔混了馬來和英國腔的產物，其缺乏高低起伏的英語與港腔頗有不同。上海的工廠五湖四海，有北京腔、蘇杭腔、也有新疆和雲南的少數民族說的普通話，英語偶爾還帶著捲舌音。這些口音淡淡勾勒出“沿海中國”的圖像，印證兩百年來從近代到現代不同波段的遷徙歷史。

但不論國籍種族語言腔調為何，工廠生產線的人力主幹清一色是身材嬌小的年輕女性。我粗略估計女工的平均身高約150公分，和奧運女子體操選手差不多。女工身材嬌小，手指頭更靈巧。光這個東西有點難搞，不能像電流一樣接根銅線就轉彎，因此光纖通訊零組件這一行雖屬高科技，卻仍是半自動生產，高度依賴勞力。精緻的光學元件，靠手指一個個組裝，一個個在顯微鏡下檢查，一個個從這個機台傳遞到另一個機台，才成為驅動高速網絡的產品。這工作一天兩班，一班12小時，除了靈活的手指，也需要良好的視力，年輕的體力，無盡的耐心；粗線條的男人做不來。不僅是生產線，辦公室也有女性業務大軍。記得在某地開會，整層辦公室都是女的，到了中午，她們全趴在桌上安靜地午睡。同行的同事輕聲問道：男人都到哪去了？

當然愈往管理上層男人愈多，畢竟這是科技產業。不過在馬來西亞，女性華人主管似乎勢力龐大。在那裡，種族背景與專業領域的關聯性較高。中高層主管是華人，技術主管偶見印度人；生產線的工頭也多是華人，偶有從印度招募來的年輕技術人員；下層的女工則幾乎全是馬來人。據一位有學問的朋友說，這種劃分是英國殖民留下的影響。我不記得包著頭巾的馬來女工的聲音；她們很安靜，眼睛深湛，膚色白皙，身材一律嬌小。

來訪之前雖有心理準備，但近距離觀察生產線，仍然令我震撼。尤其在講究低塵的工作環境中，所有人都包在藍色或白色的防塵制服裡，蒙著頭，帶上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放眼望去，但見一雙雙小手目標明確地飛快舞動。這就是咱們這一行的產業大軍！我忽然覺得自己與偉大同在，彷彿站上閱兵台，感動莫名。工業化的規模終於凌駕了 --- 不，應該說泯滅了人類的差異，消除了歷史記憶，創造了平等 --- 螺絲釘與螺絲釘的平等。

【失戀的歌手】

工廠裡除了工人與級別職稱不同的工頭之外，還有兩種人常常出現。

第一種是美國母公司派來的管理及技術人員，負責把發展出來的製造程序、儀器設備、品管流程，等等，移植到中國或東南亞的工廠。工廠則提供廠房、人力、生產管理、以及低階的工程服務，確保移植之順利。美國來的人（其中很多華人）建好生產線訓練好代理人之後，就回美國繼續進行研發、準備下一次的移植、或等到發生問題再飛到亞洲救火。

第二種是客戶派來的代表，像我目前的職務。這種人多半具有工程背景，或者還在幹工程，或已洗手不幹。他們像欽差大臣偶爾巡查一趟，水準雖參差不齊，但其好惡可以影響訂單之有無多寡。所以供應商必須把他們視為必要之惡，當灶王爺供養一兩天。

當然還有第三種人。他們高居資本帝國金字塔的頂端，不輕易現身，可大家都替他們效勞。

這樣的國際分工由來已久，具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略曉左派論調的人，或許會想起曾風行一時的“依賴理論”。依賴理論批判資本主義跨國企業透過國際分工宰制落後國家，讓落後國家的勞工在既定的秩序中永遠操勞不得翻身。這個觀察接近事實，也提醒我們：所謂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移轉或移植，就算不是騙局，也是有意維持的錯覺。靠加工出口起家的台灣，有過許多中X合作、台X合作的經驗，從中得到了什麼，應有深刻的體會。

（寫到這裡，讀者如果以為我偏左，那就誤會了。但我也不偏右，我只是不忘記自己身為時間前線戰士的高貴身份）。

依賴理論的重大缺陷，是不從生產面（top-line growth）解決問題。沒錯，資本家一心煽動慾望擴張市場，工廠只顧生產運轉出貨正常，客戶又一再壓低價格剝奪利潤，而勞工在這個方程式中不過是一筆成本。然而反過來說，沒市場，資本能派上用場嗎？沒資本，能開創企業嗎？沒企業，哪來工作機會？沒工作機會，大家喝西北風嗎？跨國企業確實給落後國家帶來機會。如果詢問馬來西亞嬌小女工的意見，是願意在濕熱的油棕櫚森林當採收工，還是在有冷氣有座位有休閒活動的高科技工廠打工，我相信答案會很明顯。

依賴理論的另一缺陷，在於助長受害者意識。我有個通俗的比喻：依賴理論像失戀歌手自憐自傷的吟唱，不但無法改變現狀，甚至強化了現狀之不可逃脫的宿命。落後國家如果要獨立自主，就必須揮別依賴理論，向資本強國學習成功的方法。這個覺悟是近30年來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中國尤其是覺悟的佼佼者，在淪落到第三世界之前懸崖勒馬、毅然換車。

【明日的旗手】

在深圳，在上海，你可以看到覺悟的代價。公路霸凌了民宅，廠房侵蝕了農田，高樓蔽天市容醜陋；叫人最不舒服的，是空氣中的灰塵濁重到幾乎看得見。但這些和覺悟的成果相比，似乎都不算什麼。我的印度同事對中國覺悟的成果評價最正面。他是位年長紳士，16歲來到美國，史丹福拿的博士。從浦東機場往上海市區的途中，他一面觀察高架公路高樓住宅，一面慨嘆印度公共工程之不堪。他不停問東問西，我盡可能天馬行空解釋說明，黔驢技窮時，只好再次提醒他我是台灣人，只來過上海一次。最後，他下了結論：“The Party has delivered!” 中文就是：黨工廠成功出貨了！我聞之愕然，本想告訴他，你不曉得黨的貨源的底細；但畢竟忍住了沒說；Why spoil his party?

後來想想，印度老頭內心深處一定有個難以撫平的疙瘩，想到他的母國不覺悟的代價。覺悟要付代價，不覺悟也要付代價，真是太讓人為難了。但我們既然身為時間前線的戰士，別無選擇，必須出貨，否則就要面臨退貨的尷尬。

我心深處也有一個小疙瘩，要很小心地撫摸：不管政治立場為何，今日的旗手有一天都將衰老，他們的堅持也好吶喊也好真誠也好謊言也好，都將悄無聲息；那時後，誰來扛旗？當資本移情別戀，工廠凋零，戲要如何唱下去？渺小如我，東奔西跑，就為了能繼續粉墨登場唱齣好戲。所以我對唱戲以及戲碼是相當認真的。以小喻大，國家不也該如此？

在全球化的舞台，誰能邀請資本同台唱戲？答案應該非常明顯，明顯到我都不好意思講。不外是科技，不外是創意，不外是以舉國之力以生死一搏的決心來覺悟。此種覺悟應該是全球性的，因為今日的飢荒蔓延全球。這時候我必須離題，不太小心地替我的母國的第一代經濟旗手至上敬意；我們都活在他們的餘蔭下。這個觀點當然會有人不同意；我的回答是，第一代旗手忙著出貨，從不為失戀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