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山燒烤店圍毆案至今仍疑雲重重，今又見山西省發生一起駭人的暴力事件，幾名年輕人當街毆打一名老人，甚至往已倒地的老人頭部猛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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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6.26.日.自由】中國唐山燒烤店圍毆案至今仍疑雲重重，今又見山西省發生一起駭人的暴力事件，幾名年輕人當街毆打一名老人，甚至往已倒地的老人頭部猛踹。

25日接獲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通報，24日5時許警方接獲報案稱社區有人在打架，警方迅速至現場調查，將傷者送醫治療，無生命危險，並逮捕滋事的4男2女。

影片也在Twitter 上流出，只見一名上身赤裸的男子將老人推倒後，老人一動不動，這時另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狠狠往老人的頭踢去，發出極大的聲響，場面十分駭人。

紅碼事件警惕數位濫權【摘要2022.6.26.日.旺報】河南鄭州維權民眾，健康碼突然轉為紅碼，行動自由因而受到限制爭議事件，經當地紀委調查後，鄭州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5名官員受到黨紀處分。正當大陸社會集體反思「過度防疫」之際，河南「紅碼事件」將基於大數據管治的防疫健康碼制度推上爭議焦點，背後含有對政府機關藉數位治理擴權濫權的警惕。

大陸民間對「紅碼事件」看法高度一致，官媒也沒有保持沉默，在事件爆發之初就對地方政府濫權行為予以質疑和譴責，這是倒逼鄭州當地快速展開調查和懲處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早在健康碼制度使用之初，大陸內部和海外輿論就提出警示，官方可能藉防疫之名監控維穩對象的行動，不料一語成讖，隨著此次「紅碼事件」的曝光，還有一些其他維權者在網上公開自己類似遭遇。

正如大陸官媒對「紅碼事件」評論文章的標題：不要讓健康碼成為濫用職權的工具。大陸健康碼本是高效、科學、精準防疫的創新，也顯示了大陸強大的數位科技實力，但這種治理創新背後，仍是由傳統條塊分明的地方黨政制度運轉和掌控，這反而造成了「互聯網+官僚主義」的嚴重問題，使得原本旨在提升政府效率和服務能力的大數據治理遭到異化，與初衷背道而馳。

資訊的流通、整合與規模，是大數據的優勢和關鍵所在，資訊流通愈順暢、整合能力愈強、規模愈大，大陸健康碼制度卻出現了兩個「硬傷」：首先是健康碼制度雖然形式上實現了「全國聯網」，但事實上各省、乃至地級市都各搞一套自己的健康碼系統，比如北京有「健康寶」、上海有「隨申碼」、廣東有「粵康碼」等，一來造成各地系統數據難以互通，二來為地方「層層加碼」提供便利。

其次是健康碼色彩的轉換，主要取決於核酸檢測或個人行蹤，多由智慧型系統自動處理，如未身處中高風險區及核酸檢測陰性就是「綠碼」，但事實上政府人員、甚至基層幹部都可能進入轉碼「後台」，這就為個別人亂作為創造條件。

河南鄭州「紅碼事件」顯示，當地負責政法、維穩事務的高級官員參與防疫決策，輕易就逾越行政倫理界線，將「控制維權者」的念頭與「健康碼標紅」相結合，而基層科員接到命令後只能照辦，整個決策與執行流程都完全處於制度監察和公眾監督之外，這個問題需要解決。

還有一個「藏在細節中的魔鬼」，那就是被處分最低階科員所在機關「大數據局」，這個各級地方政府統一新設置的機構，負責統整和監管地方轄區內所有個人資料與網路資訊，所擁有的資源不可謂不驚人，組織地位卻比較弱勢，容易受到上級或同級強勢部門或官員的介入，無疑助長了數位濫權的可能性。

大數據時代政府更容易藉數位科技工具擴張權力，台灣社會也深有同感。華人社會文化決定了民眾習慣或容忍向政府讓渡部分個人權利和自由，以換取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秩序，但現代社會對政府權力範圍仍有底線。過去兩年來，蔡政府為防疫推行實聯制、實名制都引發社會對政府獲取個資沒有法律授權的擔憂和質疑。

習近平上任之初就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李克強多次表示「有權不能任性」，汪洋也曾經指出「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大陸社會自上而下對數位濫權存在糾偏共識，鄭州「紅碼事件」引發大陸社會不分體制內外的公憤，也應該轉化為持續推動監督政府和社會進步的力量。

感想：

1.          全世界認識共產黨的人都知道，習近平、李克強、汪洋講的都是屁話，中共都習慣說一套、做一套，中共都習慣不守信用，中共都習慣表裡不一、心口不一、講屁話。對中英聯合聲明，中共權貴階級沒有一個人說到做得到。

2.          中共權貴階級濫權的根源，來自不守信用的天性。

3.          信用，是人類經過長時間訓練出來的，可能要歷經百年；中國沒有這種傳統文化與證據。

4.          不守信用的人，不可能尊重智慧財產權，也不可能尊重人權。

5.          中共必須昭告天下，中國人絕對不可能遵守世界人權宣言，也因此中國境內迫害人權的種種事件，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基本人權，在中國境內是笑話。

6.          中國人，以當人權敗類為榮。習近平一定不敢公開否認。

挺台灣重要性 籲組全球自由聯盟【摘要2022.6.26.日.旺報】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於24日在華府發表演說，呼籲有必要組建新的全球自由聯盟，力挺台灣、烏克蘭與以色列等3座自由燈塔（lighthouses for liberty），以防俄羅斯與中國形成泛歐亞巨無霸的霸權統治。

美國之音25日報導，蓬佩奧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視訊演說時表示：「在我們當前的地緣戰略重點之外，美國必須幫助建設3座自由燈塔。這些燈塔應該集中在衝突激烈的國家：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

蓬佩奧說，這3座燈塔可成為連結北約組織（NATO）與印太安全架構的樞紐，進而建立「全球自由聯盟」，這將使美國受益。組建全球自由聯盟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俄羅斯與中國形成泛歐亞巨無霸（Pan-Eurasian colossus）的霸權統治，但他也強調這是為防止而非挑起戰爭。

他表示，因烏克蘭的勇敢抵抗，使中國得三思攻台計畫。台灣已經是自由、獨立的主權國家，美國需予以正式外交承認；何況自杜魯門（以降的每位美國總統都認為，台灣的存在對美國的國防至關重要。台灣被攻陷將嚴重削弱美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使得整個印太地區，包括關島、夏威夷、日本和澳洲面臨威脅，又因台灣是美國的主要技術和經濟夥伴，一旦半導體供應中斷，美國經濟將步履蹣跚。

蓬佩奧建議，美國必須擴大「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除日本、澳洲、印度和美國外，還需包括韓國、英國和法國，甚至美英澳的「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也應併入其中。

蓬佩奧表示，藉由賦予烏克蘭力量，美國向中國展現入侵台灣的代價，有助於挫敗中國意圖破壞半導體等商品的供應、而發起破壞全球生活水平的攻擊。

美英日紐澳 成立藍色太平洋夥伴【摘要2022.6.26.日.旺報】白宮25日宣布，美國與澳洲、日本、紐西蘭、英國成立非正式集團「藍色太平洋夥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PBP），目的在於支持太平洋區域主義，並促進與南太平洋島國的經濟和外交關係。

白宮發布的聲明稱：「我們有志一同地支持造福太平洋人民的地區，在如何實現這個願景上也團結一致，依據的是太平洋區域主義原則、主權、透明度與問責制，最重要的是，由太平洋島國領導和指引。」

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24日表示，太平洋地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華府將加強與這個地區的接觸以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他預計更多美國高級官員將到太平洋島國進行訪問。美國需要在太平洋地區成立更多外交機構，與有時「受到較少關注」的太平洋島國有更多聯繫。

「藍色太平洋夥伴」五國方於23日、24日在華府召開了邀請太平洋各島國、法國、歐盟相關人士出席的會議，與會者就氣候危機、海洋安全、經濟、教育、衛生等力爭深化合作的領域交換意見。五國計畫與「太平洋島國論壇」（PIF）緊密合作，配合預計近期在斐濟召開的PIF領袖會議的成果，推進參與地區事務。並將於年內在美國舉行五國外長會議，確認進展。

中國欲將經濟、安全影響力擴及太平洋島國，已引發澳洲、紐西蘭民眾反感。美國之音報導，一份由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即將發布的2022年最新民調顯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澳洲人，從2018年的52％，一路下降到目前的12％。且隨著澳洲人對中國好感的一落千丈，澳洲人對美國的認可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87％。

紐西蘭人對中國的好感也降到歷史最低。「亞洲紐西蘭基金會」近日公布《2022年紐西蘭人對亞洲和亞洲人看法》民調顯示，僅有13％的紐西蘭人視中國為朋友，58％視其為威脅。在2021年的同一民調裡，29％的紐西蘭人認為中國是朋友，37％認為中國是威脅。

美國的「政策」對中國的「原則」【摘要2022.6.26.日.自由◎譚慎格（John J. Tkacik）】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是屬於「名人／網紅」等級的影響力人士。他在全球擁有五十萬粉絲，主要是從事對外事務、情報和外交領域的專業人士。因此，雖然是在2022年五月廿日週五晚間的下班時間，當時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正準備陪同拜登總統展開上任後的首次亞洲訪問行程，普萊斯還是「推」了以下訊息，而且很有把握一定會引發迴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公開曲解美國的政策。美國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我們仍然致力遵循我們長期以來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此一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

「中國曲解美國的政策」！還有「美國不認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這些都是爆炸性的聲明。更重要的是，這些聲明如此明確地拒絕中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不容置疑的主權。

好吧，也許「明確」這個字眼不太恰當。雖然對於外行人來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在詞彙上的差異並不特別明顯，但對於中國專家來說，兩者在「一個中國」的脈絡下卻是截然相反的。

幾天後，拜登總統結束亞洲行程，普萊斯先生回到國務院，對著媒體鏡頭宣布，「我們的對台政策完全沒有改變。」他接著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包括『我們對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承諾』，以及『我們根據台灣關係法承諾向台灣提供自我防衛的軍事手段。』」

然而，聽取普萊斯新聞簡報的一些記者表示困惑。「就在幾天前，你推文說，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曲解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有人問道，「美國是否同意中方的詮釋？」

普萊斯深吸了一口氣。在場的人感覺到，就像過去五十年來國務院的許多發言人一樣，他本人並不完全瞭解這個議題。不過，他還是毅然決然地使用一套宛如俄羅斯娃娃（Matryoshka doll）的層疊引述繼續說下去：

「中方，」他解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官員經常試圖在簡報和聲明中曲解我們的政策。讓我給各位舉個例子。我們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和楊潔篪在五月十八日通話，中國外交部公布通話內容的英文版本不正確地引述，美國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的—這很重要—『一個中國』原則與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不一樣。在五月十二日的新聞簡報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人聲稱，我們已經做出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這也是不對的。」

雖然沒有細述，但普萊斯鄭重表明：「我們致力於遵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再說一次，這項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明試圖錯誤描述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政策。」

在聽到普萊斯慷慨激昂的結語時，「同語反覆」（epizeuxis）這個字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們長期以來的—長期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這些是非常敏感的政策議題，我認為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和精確並無不當，我們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高層官員聲明的錯誤描述。」

在場一位「破解密碼」的對話者，徒勞無功地試圖誘導他說明一個他不打算說明的問題：「嗯，我的問題是—你是對『原則』這個字取代『政策』很不以為然？」

普萊斯看了一下他的筆記，結結巴巴地說：「這個—它有不同的意思。」在你來我往的反覆交鋒後，一位資深外交記者問道：「那麼，你是怎麼理解一中『原則』和一中『政策』的差別？」

普萊斯這回被逼急了，又看了一下他的簡報筆記，「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得知，在他們說的一中『原則』下，有一些所謂的承諾，但這與我們的一中『政策』截然不同。」然後，他再翻了翻他的活頁資料夾，「我們奉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是一項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的政策。」

接下來的對話並未獲得結論。可是，普萊斯的慌亂回應，讓人想起十八年前的2004年四月廿一日的一次類似交鋒。當時，加州聯邦眾議員葛蕾絲‧納波里塔諾（Grace Napolitano）質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台灣全面民主化的演變，以及台灣人認同感的顯現，是否能夠與『一個中國』原則融合在一起，還是彼此鮮明對立？」

對此，柯立金提出一個否定法的說明：「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我們在這裡可能會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在我的證詞中，我提出了『我們的一個中國』的觀點，但我沒有真正做出定義，而且我也不確定我能夠非常輕易地做出定義。我可以告訴各位它不是什麼。它不是北京方面所說的『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則』，也可能不是台灣某些人所認為的定義。不過，它確實傳達了台灣海峽兩岸人民某種一致的意思，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政策。」

這種「政策」對「原則」的辯論，取決於台灣的「未定」地位，但自從尼克森在1972年慷慨承諾避免使用某些「敏感詞」以來，「未定」這個字眼在講漢語的社交場合變成一個禁忌。然而，事實就是事實，美國的「我們的一中政策」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核心就是台灣的「主權」。

美國的立場是，這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並未明確解決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依然沒有解決。

「未定」是上一世紀傑出的國際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傑作，並被嵌入1951年「對日和平條約」（Japan Peace Treaty）的基礎架構之中。可想而知，台灣在舊金山和約裡「未定」的國際地位，是對北京「一中原則」的詛咒，而杜勒斯是率先反對北京的異端。

自由時報和台北時報的讀者可能都很年輕，不會記得關於蘇聯勞動理論的那個老笑話：「他們假裝付薪水給我們，我們假裝工作。」同樣地，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美中關係也是建立在類似的假象之上：「美國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而中國假裝有『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

而且，只要中國假裝有「和平解決」政策，美國也會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可是，過去十年來，中國已經卸下所有「和平」統一的偽裝。後來，美國也恢復了「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的立場。

幾個月前，中國最高階的外交官、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堅稱，台灣才是重點。「台灣問題是上海公報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石。」

接著，王毅聲稱，1943年在開羅和1945年在波茨坦等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宣言，表明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不存在任何爭議，然後他將中國領土完整問題的「長期陷入政治對立」，歸咎於「中國內戰」和美國的「干涉」。不過，他解釋說，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美國「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毅很小心地沒有宣稱尼克森公開宣布放棄美國的政策，即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只說這位美國總統同意「美方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部長也向他的聽眾傳授了中方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獨特詮釋，其中美國「承認」（acknowledgments）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可惜的是，王毅哀嘆道，儘管有了這些莊嚴的承諾，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在1979年「出台了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之後又在1982年偷偷摸摸地拼湊出所謂的「對台六項保證」。王毅指控，這種行為不僅違背美國的承諾，也牴觸了「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他自以為是地聲稱，該決議在國際法上確立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王毅的結論是，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只是美國的「單方面」政策，「美國不能把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王毅甚至還在他的陳腔濫調中莫名其妙地使用奇愛博士式（Strangelovian）的隱喻，要求美國「停止虛化淘空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在1979年，中國並未認真抱怨「台灣關係法」，沒有大吵大鬧。而在1982年，雷根總統將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直接建立關聯。事實上，雷根是將這種關聯性稱為「美國外交政策中一項恆久的必要條件」。

因此，拜登政府可能會感到意外，「上海公報」的「核心」居然是台灣；或者，「台灣關係法」（拜登總統在一九七九年以參議員身份投票贊成並強力支持的法案）和一九八二年隆納‧雷根總統對台灣的「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更刺耳的可能是，中國以其國內法聲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視國際法為無物，王毅居然還大言不慚地強調國際法高於國內法。

拜登政府可能也會對王部長隻字未提美國在每一份聯合公報中的一貫聲明感到失望，即「和平解決」中國與台灣的分歧始終為美國利益之所在。

令人不安的是，美中關係的假象正在破滅。隨著中國卸下「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的偽裝，美國也只能放棄「承認」中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衝突恐怕在所難免。華盛頓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現在就卸下偽裝，還是等到情勢惡化？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美國修改「一中政策」的時間到了【摘要2022.6.26.日.自由◎ 林正二】美國冷戰時期基於「聯中制蘇」戰略所制定的「一中政策」，在「中俄獨裁國家聯手對抗民主國家」的新冷戰時代，還能有效遏阻中國侵台，維護台海與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自由開放嗎？中國近年不斷在南海、東海地區擴張武力，共機不時越過台海中線臨近台灣領空威脅我國，近日更宣稱台灣海峽是中國領海的延伸，已讓美國「維持台海現狀」的「一中政策」形同失效。

雖然拜登最近宣稱中國如攻台，將以武力協助台灣抗中，但共機仍不斷威嚇我國，更將台海內海化。這都是因為美國仍在以「認知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過時「一中政策」抗衡中國，只是調整政策執行方向，並未修改「一中政策」，改為美國「不認知（或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美國台海的軍事戰略雖已漸清晰化，但整體「一中政策」仍維持模糊化，讓中國有機可乘，認為美國「認知」中國的「一中原則」，就是默認台灣屬於中國。因此，儘管拜登已明確表示美國將以武力協助台灣抵抗中國侵台，中國仍是肆無忌憚地不斷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嚇。

雖然拜登已將台海安全列為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美日同盟及G7與歐盟等國家重要關切的議題，並透過軍事聯合演習與議題化策略，不斷加強民主國家對抗中國的力量，將兩岸問題變為中國侵略台灣的國際問題；然而，因為美國尚未有明確的協防承諾，共軍仍頻繁擾台。

由於美國的台海策略未能清晰化，美國會迄未通過能有效遏阻中國侵台的「台灣防衛法」。該防衛法主要是維持美軍阻止中國對台灣造成「既成事實」的能力。但美國要做到這點，必須在共軍顯現任何明顯侵台跡象時，即予擊退。果如此，美國就要有清晰的台海策略，簽署台美協防條約。

美國會對該法案的意見是，若中共透過軍事力量強迫台灣與中國統一，美國維護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能力將受到嚴重損害。台灣如被中國奪走，台灣海峽將變成中國的內海，美國將失掉整個東亞地區防線，威脅日本、澳洲等亞太國家的安全，以及傷害歐盟等國家自由貿易的運作，而嚴重傷害美國的政經利益、民主形象與信譽。

在中國發動統台攻勢，台海情勢越來越嚴峻之際，美國應改變模糊的台海策略，修改「一中政策」，外交承認台灣，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明確警告中國勿輕舉妄動，以龐大軍力確保台灣主權，才能護衛美日澳等國在印太地區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