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8/06/21 03:40:02瀏覽917｜回應1｜推薦7 | |
| 聯合報6月20日登了楊泰順的「逆境重生：一切事在人為」對馬英九滿月民調不佳，頗多撫慰鼓舞，對馬總統的建言，總統自己會看，輪不到我們插嘴，但楊文舉例說明卻說到不能逸出公評的知識共同財產，馬總統大概也不會反對我討論： 楊文<……廿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 遍查哥大校史，查無此威爾遜校長，因楊文提及「20世紀初」云云，推測是名叫Woodrow Wilson的威爾遜總統。 他應該是普林斯敦/Princeton大學的校長。Woodrow Wilson擔任普大校長是1902-1910，作總統是1913-1921，中間兩年多他在作紐澤西的州長（1911-1913）。楊文值得一說的不是哥大與普大的筆誤，而是關于Wilson氏當選前后的背景態勢描述： 楊文說：「 ……威爾遜藉著共和黨的分裂，以低票僥倖當選美國總統，身處前任總統老羅斯福的強勢陰影下，很少人看好這個學者出身的新領袖。但威爾遜深諳總統必須經常演說振奮人心，在就職百日後，不顧反對聲浪與有違體制的指責，親赴國會發表國情諮文，點燃了國人的新希望。此一做為，不僅幫助威爾遜重塑形象成為公認的偉大總統……。」 于此，有幾點值得一說： （1）所謂分裂的共和黨，指的該是老羅斯福與塔夫茲兩人爭奪共和黨主導權而相持不下的1900年初期。彼時美國的實業界在強勢右派與寡頭金主朝野互為表里之狂飆下，資方獨斷，已經把托拉斯主義走到盡頭，如果沒有代表勞方的民主黨適時改轍，美國的勞資尖銳對立已到了引爆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的燃點。民主黨威爾遜低飛而上固然受利于共和黨對家的窩里反，但更根本的理由在于左右路線的鐘擺時運。代表社會底層的怒吼，顛覆了資方頂層的獨占。 （2）威爾遜確實能言善道，但撿審威爾遜的施政成績，最成功最為人稱道者厥為其趁著民主黨掌控國會多數的浪頭，制定反托拉斯法，照顧農工的關稅法，放寬農貸立法，等撫慰低收入弱勢及勞動群眾，如果說威爾遜功在美國，是他從根本上化解了美國發生赤色流血革命的可能性，并不為過。而非他舌燦蓮花會演講。他親臨國會發表咨文。固為創舉，但史學界一般不認為能決定他施政的成敗 （3）威爾遜的低飛險勝，更準確講其實是他爭取連任的第二次競選，如果他的聲望上升果然是靠會講話炒熱民調，他不斷演講講了四年，民調早該衝高，也不至于選得那么辛苦了。 （4）他連任選的如此辛苦，還落個險勝，就映照了當時美國社會的幼稚與相對威氏的懸殊。威爾遜真正的敵人在美國民眾的水準。老羅斯福那種兵強馬壯打遍天下的思想，終於沒有害美國弄成國際大軍閥，實在是拜左右兩大洋關閉他的野心之賜。老羅斯福非洲獵獅，買阿拉斯加，接手巴拿馬運河開鑿，煽動巴拿馬分裂獨立……。種種大美國主義作風，而大受歡迎（他的崇拜者也包括笨蛋布希），證明美國人民距現代化普世價值還早。完全缺乏近代民主人權的覺悟，所以無從欣賞曲高和寡的威爾遜。威爾遜最寄予厚望的國際關系外交努力――國際聯盟，最后被民主黨自己人還占多數的國會否決了。威爾遜之寂寞可想。這樣的哲學家總統，要想在20世紀初，還停留在搞民粹的美國，出現壓倒性大勝，根本休想。 楊文儻論宏深，發人深省，建議九萬兆毋懷憂喪志也頗多見地。但于威爾遜一節，難脫<印象派史學家>式粗糙。史學不能潑墨山水，率性而為，不可不察。 <附> 逆境重生一切事在人為 【聯合報╱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2008。06。20 03：23 am 馬總統就職迄今才滿月，但根據媒體所進行的滿意度調查，民眾對馬的施政滿意度，竟然只達四成一或五成左右。短短一個月，聲望從當選時的百分之五十八得票率跌到目前不到五成的支持度，跌幅之大與快令人咋舌。 上個世紀後半葉，儘管也有像卡特般的風評不佳及柯林頓的急速下滑，但在就職後的三個月內，總統平均也都享有五成五左右的施政滿意度。像馬總統這般，蜜月期不滿一個月就跌破五成，幾乎前所未見。 馬總統及其周邊的人，也許自嘆命薄，因為他們接掌大位時，國際油價正屢創新高，全球經濟哀鴻遍野，再加上概括承受的政府早已千瘡百孔體質不佳，就算欲振也深感乏力。但這些顯然不能做為理由，羅斯福當選總統時，全球正飽受經濟大恐慌的摧殘；雷根當選時，美國經濟也已壞到幾乎破產，但這樣的逆境卻造就了美國近代史上聲望最高的兩位總統。顯然，一切事在人為。 在總統直選的制度下，由於候選人長時間被媒體所關注，當選後便很自然立刻成為全民希望的依託，尤其在經濟不景氣或國家面臨重大災難時，全民寄望更是殷切。故而，新當選總統的當務之急，絕非下鄉發掘問題（因為選戰時早已說爛），或堅持憲法的分際（因為不符選民的期望），而是如何藉由新當選的光環，強化國人對未來的想像空間。或許有人指責這種做法不負責任，但總統大選本來就如同餵食全民興奮劑，沒了民氣，其他改革也只是紙上談兵。 比較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就職演說，我們不難發現，前者在迎合國人超乎現實的期待上，顯然遠勝一籌。前者的演說中充斥著「台灣站起來」、「希望的追求和夢想的實現」、「新世紀的希望之門即將開啟」，等令人振奮的字句。但馬英九卻只平鋪直敘的說我國將「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台灣人民找回了善良」、台灣將「大步邁向優質民主」。無怪乎，陳當選後的一個月聲望便幾乎倍數成長，因為他是未來希望之所繫；至於馬，誰又在乎民主是否優質？ 由於堅持府院分際，馬當選後不僅對新閣人事謹言慎行，對於國家未來的政策走向，也幾乎完全避談，在野黨甚至譏刺馬成了「宅男」。固然，就雙首長制的精神而言，馬的堅持不無道理，但相較於選戰時的巨人形象，民眾的失落感又將如何彌平？聲望不跌反而才奇怪。 廿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威爾遜藉著共和黨的分裂，以低票僥倖當選美國總統，身處前任總統老羅斯福的強勢陰影下，很少人看好這個學者出身的新領袖。但威爾遜深諳總統必須經常演說振奮人心，在就職百日後，不顧反對聲浪與有違體制的指責，親赴國會發表國情諮文，點燃了國人的新希望。此一做為，不僅幫助威爾遜重塑形象成為公認的偉大總統，也使得新總統的國會演說成為政壇慣例。這個百年前的成功典範，對同樣具有學者背景的馬英九總統，難道沒有一點啟示？ |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