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演講以Cyndi Lauper的〈 Who Let In The Rain〉開場，是小說中「我」與薩賓娜在咖啡館初遇時播放的歌曲﹕「當愛變得強大，人們變得軟弱，有時，他們失去控制，在風裡陷得太深，他們墜落如雨，在雨中釋放自己」。之前閱讀《單車失竊記》看到這一段，我就上YouTube網站找這首歌，然後邊聽邊看，果然很有曖昧流動的感覺。上週六，吳明益第二場新書座談會於誠品信義店舉行，講題為「那是一個沒有辦法好好哀悼的時代：從《睡眠的航線》到《單車失竊記》」。作者以為小說的書寫原是有氣味、記憶與畫面的，而這首歌讓他感覺彷彿在台北的老街道騎著單車，非常對味。

　  在音樂結束之後，吳明益提到先前去日本與作家柴崎友香對談的內容，她覺得建築與照片是影響自己寫作的要素，讓他心有戚戚焉。柴崎友香送他一本《大阪名所図解》，且新作《春の庭》中以天干地支為屋所命名，在空間裡寫時間的流動，非常高明。於是吳明益提到龍山寺與保安宮的建築特色，以及如何因為一張照片觸發《睡眠的航線》的書寫。透過家族老照片，他叩問自己的是﹕「如果我要寫一本小說，是要從寫實出發，還是從想像出發？」這真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若是強調寫實，要如何超越紀錄片的真實？ 當片中人物因真切經歷過戰爭，而流下能感動人心的淚水時，則只能模仿造假的小說語言該如何拼湊，進而讓讀者產生被擊中的感受？ 所以在《睡眠的航線》出現菩薩的敘事觀點，讓觀照眾生的神明去假裝，看盡人們在戰爭中的蒼涼悲哀；而在《單車失竊記》中，則是藉由象鼻的嗅聞，探勘士兵夢中的殺戮，以大象的視角書寫對戰士的悲憫。這是在影像之外，文字所能創造出的想像與力量。

　  偷故事不難，但對偷來的故事假裝悲傷是一種罪惡。誠如《單車失竊記》中阿巴斯對寫詩與拍照的反省﹕「寫詩和攝影最大的不同是，拍照的人一定得到要拍的地方去。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痛苦的人也可以寫他彷彿經歷了什麼痛苦的詩，而且我相信那些詩人真的感受到那些痛苦，可是我想，一定很多人的感動是假造出來的，那聲音就像經過變聲器那樣，把虛妄的憐憫改造成彷彿真誠的憐憫。」所以吳明益以圓山動物園和二戰滇緬公路行軍的老照片，談他如何一路追索與查證背後的史料，再將細節嵌合進文本，透過虛實轉換，營造出足夠的說服力與感染力。他覺得小說是寫給所有會讀文字的人看，而不是只設定在文青族群，是以如何讓所有讀者都能看懂與感受，遠比使用各式文學技巧來得重要。對此，我深有同感，電影的拍攝亦如是，若是需要透過解析和說明才能瞭解影片意涵、產出感動，那麼這就是專為影評人所服務的作品了。

　  《睡眠的航線》以戰爭為主題，但吳明益並不譴責邪惡，他以為最大的悲哀來自人性本善，卻被迫相互砍殺，所以那是一個無法好好哀悼的時代。而《單車失竊記》則要告訴我們﹕ 每一輛路邊的腳踏車，都有一個故事，只是被擱置捨棄，一旦有人騎走，你跟了上去，也許就能聽到一個族群的運命或一個人的人生；有時，也可能只得到半個故事，未完待續。好好哀悼一個自己未曾經歷的時代，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管虛構與否，只要進入故事之中，想要去理解這個時代或被某些元素打動，那就是這本小說的成功。講者跟現場聽眾分享他的閱讀筆記，按國籍分類，可見其閱讀之多與廣，每一本書讀完後都至少抄錄兩句話，才能歸檔。洋洋灑灑的資料夾，證明了創作的發想來自於平日的累積與用功，然後，寫每一本小說時都在為下一本小說作準備。

　  演講結束後，有聽眾提問《單車失竊記》中，為何會加入動物園的橋段與大象敘事？  作者認為自己較擅長以動物生態引發讀者對戰爭的感受，故採取這樣的手法與他人區隔。同時也分享他如何以電玩闖關的概念作為故事情節發想，他並不在乎讓別人知道自己背後的構思，因為模仿者終究很難超越原創者。這想法和我教書以來想法類似，自己設計出的教學講義當然可以分享共用，只是沿用的人不容易掌握其中的關鍵與節奏，自然在使用上難免會打了折扣。另有聽眾詢問吳明益對台灣新生代作家的評價，他一貫的想法就是每個人都好，難以評論，寫小說不該有世代之別，是文學獎制度造成技術層次的斷裂，從來就沒有人可以評斷誰是最會說故事的人。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和七十多歲的老作家都在同一個平台上，齊頭競爭，文學界理應是一個野生的大自然，所有作家都各有自己的領域，重疊後便是所謂的台灣文壇。區分與評價的意義不大，重要的是如何突破生命經驗的單薄，這才是台灣年輕作家的平均困境。

　  一個接一個的單車故事，一張接一張的歷史照片，令人渾然不覺時間的流逝，直至吳明益循慣例朗讀書中片段作為結語時，我才驚覺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從單車失竊的追索，到集體記憶的拼湊、時代心靈的顯影，吳明益建構了「物→人→心」的書寫模組與脈絡，同一本書，不同的切入主題，總能帶出許多情思與反省。單車繼續前進，期待一場場座談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