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觚不觚」之正名主張的轉進與超越

對於「觚不觚」此章三種傳統註解的優劣與恰當性，在回歸孔子「正名」主張之後，朱熹「失其形制」的第一種註解，可說是最為相應而恰當的解釋。而在確定「觚不觚」此章最恰當的註解之後，可以進而討論在義理上的轉進與超越，讓孔子的「正名」主張可以有更全面的理解與釐清。

2.1.「觚不觚」之正名主張的轉進

「觚不觚」此章屬於孔子「正名」主張的實物面表述，也是負面的表述，而當歷史由春秋戰國進入秦朝以後，這就屬於過去式的表述，因此，「觚不觚」此章之義也就有義理上的轉進。相對於「觚不觚」的實物面表述，就有「正名」主張的觀念式的表述；相對於「觚不觚」的負面表述，就有「正名」主張的正面表述；相對於「觚不觚」的過去式表述，也就有「正名」主張的普遍性表述。以下分別予以論述。

2.1.1. 「觚不觚」之正名主張，由實物面轉進觀念面表述

朱熹註解「觚不觚」此章時，引用程頤的說法，「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見《四書集注》）以觚之不觚來彰顯「正名」主張，這是藉由實物之觚來展現思想義理上的主張，因此，在註解上必須點出孔子「正名」主張之所在，也就是作為君主之人不能失去君主之道，作為人臣之人也不能失去人臣之道。故而皇侃的註解也說，「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見《論語義疏》）

邢昺則說，「以喻人君為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為政也。」（見《論語注疏》）就範圍廣度來說，僅鎖定「人君」而言不得其道，未提及「人臣」之不得其道，範圍就太窄了。

不過，正君臣之道雖然是孔子「正名」主張的核心，但孔子當時所說的君臣指的是諸侯與大夫之間的君臣關係，另外還有周王與諸侯大夫之間的君臣關係也是在「正」的範圍，這也就是「尊王攘夷」之「尊王」。因此，就「觚不觚」此章的註解來說，除了君臣之「正」之外，也必須點出「尊王」之正，這才算是完整的註解。

2.1.2. 「觚不觚」之正名主張，由負面轉進正面表述

對於孔子的「正名」主張而言，「觚不觚」此章屬於「觚而不觚」的負面表述，相對的，其隱含的「觚而應如其為觚」之義則是正面表述，也就是用觚之人要如觚之德而用觚，或如觚之應有的形制而用觚。因此，在「觚不觚」由負面表述轉向正面表述，「失其形制」的第一種註解與「不得其道」的第二種註解就有共同的正面表述，也就是「觚而應如其為觚」。此「觚而應如其為觚」之「正名」的正面表述，簡言之，就是「君君、臣臣」（《論語》，12.11），也就是，君應盡其君之道，臣也應盡其臣之道。

孔子「君君臣臣」之「正名」主張的正面表述散見於《論語》各章，而其根本精神就在於「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12.17），指出為政的本質就在於「正」，這同時也是「正名」的核心。以下再就「君君」、「臣臣」等三方面分別扼要論述孔子「正名」主張的正面表述。

A. 「君君」之正名：君之道

「君君」之正名的核心就在於「君」之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13.6）故而「君」之正指的就是君主應有之道。

堯與舜乃是孔子心目中君主的典範，所謂「仲尼祖述堯舜」（《中庸》，第30章）。於堯，孔子讚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8.19）於舜，孔子讚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孟子》，5.4。案，在《論語》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將禹與舜並列，見8.18，是否後人增入，有待確定。）

孔子並對舜之為君，有這樣的稱讚，「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15.5）於己則是「恭己」，於臣則是「正南面」，這即是君主之「正」道。

A.A. 君主於己之「正」

君主於己之「正」，就是「恭己」，朱熹注云，「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四書集住》）孔子「恭己」這樣的思想，後來在《大學》就衍伸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等治國平天下八個綱目，強調「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A.B. 君主於臣之「正」

君主於臣之「正」，就是「正南面」，也就是「任官得其人」，所謂「舜有臣五人（即禹、稷、契、皋陶與伯益），而天下治」（《論語》，8.20）孔子「正南面」這樣的思想，也就是選官任人「德勝於能」，以德為優先，所謂「舉直錯諸枉」，其效果是「能使枉者直」（見《論語》，12.22），進而則是「民服」（見《論語》，2.19）。孟子後來也如是闡釋，「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見《孟子》，13.46）

A.C. 君主於民之「正」

另外還有君主於民之「正」，這是孔子在「無為而治」此章所沒有提及的，但應該是屬於廣義的「正南面」範圍。孔子也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14.42）此「安百姓」可以說是君主於民之「正」，其內涵就是「富之」與「教之」（見《論語》，13.9）。

對於「富之」的內涵，孟子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見《孟子》，1.3與1.7）與「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見《孟子》，13.23）等等的解說，並總括為「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見《孟子》，1.3）對於「教之」的內涵，孟子則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見《孟子》，1.7）等等的解說。

對於君主於民之「正」的「安百姓」，孟子並以「仁政」來說，所謂「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1.5），並強調「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7.1），將孔子仁者愛人（見《論語》，12.22）之仁心，貫串於治國平天下之領域而為仁政，可以說是善紹孔子之學說。

A.D. 君之「正」的最貼切闡釋

《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傳第三章），認為人君當以「仁」為至善之目標，於己之修身本之於不容自已之仁心，以正其心，於臣與於民之治國平天下也本之於不容自已之仁心，發而為選任賢臣與富之、教之之仁政，換言之，內而以仁治心，外而以仁治政，將仁心之仁道推展至極盡與極大之境地，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第27章）。《大學》之云「為人君止於仁」，可說是「君之正」極為貼切的闡釋。

B.「臣臣」之正名：臣之道

「臣臣」之正名的核心同樣也在於「臣」之正，此「臣」之正同樣也可以三分：「臣」於君之正、「臣」於職位之正與「臣」於民之正。

B.A. 人臣於職位之正

人臣於職位之正，孔子以盡其心、盡其力之「敬」來說。孔子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15.38），對官職之事盡其心盡其力，不因官祿之高低而有不同。子夏更進而云，「事君，能致其身」（《論語》，1.7），不僅盡其心盡其力，必要時更要能捨其身。

B.B. 人臣於君之正

人臣於君之正，簡言之，就是輔成君主之仁政。孔子將臣子分為大臣與具臣，或說大臣與小臣，「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11.24），認為大臣者乃是以「道」事君，如果君主不能從道而行，則離境而去。至於具臣，就是對君主不從道之行為，視而不見，這就是充數之臣，也就是小臣。故而對於子路問事君之道，孔子強調：「勿欺也，而犯之。」（《論語》，14.22）對於君主之過，不應該知道了而不說，自欺欺人，應該犯顏而諫諍，這也是「以道事君」的負面性表達。

《春秋公羊傳》也有類似的說法，「（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莊公二十四年，冬）東漢何休（129年－182年）注云，「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公羊春秋解詁》）指出出仕是為了行道，君主如果不從而道不能行，就應該離職而去。孟子也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7.20）君主仁則國政莫不仁，君主正則國政莫不正，這也為大臣之「以道事君」，面對君主之不道的行為必須勸諫，提供另一個理由。

所謂「以道事君」，孟子云，「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孟子》，12.4），又云，「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12.8），故而所謂「以道事君」的「道」，也就是仁道。因此，君主以行仁政為「君之正」，人臣也以輔成君主之仁政為「臣之正」。反之，君主如有不仁之行或不仁之政，人臣也必須勸諫，勸諫不聽則去職，這也是「臣之正」。

B.C. 人臣於民之正

人臣於民之「正」，應該是君主於民之「正」的延伸，因此，「安百姓」既然是君主於民之「正」，同樣也是人臣於民之「正」所在。「安百姓」以「富之」與「教之」為內涵，這同時也是人臣於民之「正」的內涵。

如就「富之」而言，為人臣者不先富人民，卻為君主聚斂而剝削人民，就為孔子所不許。此如孔子弟子冉有為魯國大夫季孫氏的宰臣，為季孫氏聚歛財產，孔子就不承認冉有為弟子，要其他門人鳴鼓聲討冉有之過錯。（見《論語》，11.17）《大學》也引用魯國賢大夫孟獻子的說法，「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大學》，傳第十章），同樣是繼承孔子的看法。

C.「君臣」之正名與變調

有君之「正名」，有臣之「正名」，也有君臣之間的「正名」，而君臣之間的「正名」如果不能得其正，這就是「君臣」正名之變調。

C.A.「君臣」之正名：君臣相處之正道

君臣之間的正名，也就是君臣之間相處的應有之道，這又有基於職位關係或者是人身關係之分。

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3.19），君主使喚臣子以禮，臣子服事君主以忠。這裡所謂的「忠」，是曾子所說「為人謀而不忠乎」的「忠」，是在己之盡己之「忠」，而不是對人之忠心耿耿之「忠」。因此，君「以禮」，臣「以忠」可說是基於職位關係的君臣相處之道，這也就是五倫之一的「君臣有義」（《孟子》，5.4），君臣各有其應盡之道。

又有基於人身關係者，孟子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8.3）君主對待臣子的恩情可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厚待臣子有如手足，相應的，臣子視君主就有如腹心。第二等是輕蔑臣子有如馬與狗，但仍有豢養之恩，相應的，臣子視君主就有如一般的路人，雖不感恩也不怨恨。最下等是任意賤踏臣子有如土與草，相應的，臣子視君主就有如強盜與仇人。君主對待臣子這三種恩情與臣子的回報，以第二等最常見，第一等與最下等較為少見。

對於君臣之間的「義」與「恩」這兩種相處之道的關係，東漢趙岐(約108-201)有很好的註解云，「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裡；表裡相應，猶如影響。」（見《孟子正義》，下冊，清焦循著，頁549，北京：中華書局）認為這兩種君臣相處之道互為表裡而不可分，外顯為「義」，內裡為「恩」，君臣如能具有各盡其禮與各盡其忠之「義」，也就會有君臣情同手足心腹之一體之「恩」。相對的，君臣如不能具有各盡其禮與各盡其忠之「義」，也就不可能會有君臣情同手足心腹之「恩」，將趨於君之視臣如犬馬，甚至視臣如土芥，而臣子也將視君如國人，乃至視君如寇讎。

C.B.「君臣」正名之變調

君臣之間的「正名」，乃是「以義為表，以恩為裡」，君臣各有其所應盡之道，在為人臣這一方，則是敬其職位而以道事君，所謂「為人臣，止於敬」（《大學》，傳第三章）。不過，《大學》在解釋「治國必先齊其家」（傳第九章）時，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將在家之孝與慈推廣於外，也就是將在家之「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推廣而為「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君臣之間的相處之道類比於父子的相處而成為「慈」與「孝」，開啟後世「視君如父」之先河。

君臣之間的「正名」本來是「君仁、臣敬」，卻變調為「君慈、臣孝」，使得在臣道這一方，本來是浩然陽剛的「以道事君」，卻變成陰柔微婉的「以孝事君」。君臣之「正名」的這樣變調，卻逐漸在秦漢之後帝制王朝成為主調。

2.1.3. 「觚不觚」之正名主張，由時空性轉進普遍性表述

「觚不觚，觚哉？觚哉？」此章的時代背景，是孔子面對周朝禮壞樂崩，所提出「正名」主張的其中一種表述，但由春秋而戰國而秦漢等各朝代，已然兩千年，在政治制度上已由周朝的封建制度變為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因此，後代的儒者在註解此章，就須進一步脫落春秋時代的背景，對孔子的「正名」主張提出更具普遍性的解說。這也就是說，孔子的「正名」主張原本是君臣之「正」之與尊王之「正」這兩者之「正」的二合一，就變成君臣之「正」的更普遍性解說。

何晏註云，「以喻為政而不得其道，則不成也」（見《論語義疏》，皇侃著，頁146，北京：中華書局），以為政之道來說孔子的「正名」，就是脫落春秋的時代背景而來的普遍性說法。

朱熹的註解則引用程頤之說，「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見《四書集注》），以君應行君之道、臣應守臣之道（即守臣之職）來說孔子的「正名」，這也是脫落春秋的時代背景而提出的普遍性說法。

（2016.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