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篇第六，25章，簡標為6.25）對於此章意涵歷來相關解釋之間的出入不小，不過，在相關文物出土之後，應該可以得到比較正確的理解與取捨。而在此章意涵獲得比較正確的理解之後，可以進而討論此章在義理上的轉進與超越，讓孔子的「正名」主張可以有更全面的理解，在與時更新之下，具有時代的新意義。

1.「觚不觚」之文物進逕的評析

1.1. 三種傳統註解

對於「觚不觚」此章的註解主要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其中第一種與第三種為朱熹所提出，第二種註解則為較朱熹年代更早的皇侃與邢昺所提出。

1.1.1. 第一種註解：朱熹「失其形制」之解釋

南宋朱熹（1130－1200）在《四書集注》說，「觚，棱也，或曰酒器，……。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這是根據北宋程頤（1033-1107）的說法，「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而在先秦文物紛紛出土之後，朱熹這樣的「失其制而不為棱（棱即是稜，稜線或說稜角）」解說，顯然他在南宋當時曾聽過或看過不少有關「觚」的文物，並非憑空杜撰。

根據出土的文物，正版的觚，口作喇叭形，細腰，高足，腹部與足部都各有四條稜線，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A7%9A&biw=1093&bih=514&tbm=isch&tbo=u&source=univ&sa=X&ved=0ahUKEwjHpOC2kOfLAhXDKKYKHd4-D0EQsAQIHw#imgrc=grVV5FgHYqvs_M%3A。不是正版的觚，腹部或足部的四條稜線不見了，變成圓形了，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8%A7%9A&biw=1093&bih=514&tbm=isch&tbo=u&source=univ&sa=X&ved=0ahUKEwjHpOC2kOfLAhXDKKYKHd4-D0EQsAQIHw#imgrc=16znEJgRDMOlbM%3A。

朱熹以失其形制來解說「觚不觚」，這是根據孔子的正名主張，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13.3）因而，程頤就進而演繹孔子此句的意涵，「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

蔣伯潛（1892—1956）也據此解釋，「孔子主正名，名與實當相符，觚不觚，蓋以喻當時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耳。」（《四書讀本•論語》，蔣伯潛著，頁82，台北：啟明書局）

由於兩程所開創的宋明理學一向是以義理的闡釋取勝，在此句的詮釋卻由名物的考據著手，不同於古註，可說是相當難得。

「觚不觚，觚哉？觚哉？」依據失其形制的解釋角度，整句的白話意思就是，「這個觚在形制的製作上根本不符合正統的觚。這豈是觚呢？這豈是觚呢？」

1.1.2. 第二種註解：皇侃與邢昺「不得其道」之解釋

梁朝皇侃（488－545）的《論語義疏》與北宋邢昺（932－1010）的《論語注疏》都依據魏朝何晏（195？－249？）的《論語集解》而做進一步疏解。何晏對整句意義的定調是，「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皇侃則疏云，「何（晏）意言用觚不得其道，則非復觚德。」同樣也是基於孔子的正名主張。

對所謂的「用觚不得其道」，皇侃以春秋當時的貴族以觚喝酒而無度來說，「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沉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並引魏朝王肅（195－256）的說法為證，「當時沉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其實，孔子本身就有「不為酒困」（《論語》，9.16）之說，孔子平居宴飲也是「唯酒無量」，只是「不及亂」（見《論語》，10.8），可見春秋之時飲酒風氣之盛。

順此「用觚不得其道」的邏輯，何晏引用東漢馬融（79－166）之說，「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是容量二升的飲酒禮器，寓意只能飲酒兩升，不能過量。邢昺進而引用《韓詩外傳》之說，並疏解其名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省節，為人謗訕。」容量二升之觚，其意與「寡」相當，寓意飲酒應當寡少，不可過度。

春秋之時的「升」，約相當於今日的200毫升（ml），而以最近出土的文物來實測，約在164-200毫升之間。因此，觚的二升容量最多約當今天的400毫升，且春秋之時製作技術較差，酒精濃度應該會低得多。

「觚不觚，觚哉﹗觚哉﹗」依據不得其道的解釋角度，整句的白話意思就是，「這樣用觚飲酒而沉湎過度，根本失去用觚之道。這是觚啊﹗這是觚啊﹗」

1.1.3. 第三種註解：朱熹「木簡」的或解

朱熹的另解是，「觚，棱也，……，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棱也。」棱即是稜，以具有稜線或稜角的木簡來解釋「觚」之意。對於「不觚」，同樣也是以「失其制」來說，也就是不具稜線或稜角之木簡。

在《朱子語類》，朱熹對此解有更進一步的解釋，「木簡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朱子語類》，黎靖德編，第三冊，頁831.2，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也就是說，正版的觚是具六面稜線的木簡。

清朝劉寶楠（1791－1855）引用唐朝顏師古（581－645）註解《急就章》之語，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即此之謂也。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論語正義》，上冊，劉寶楠撰，頁242.1，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此，顏師古指出木簡之觚除了具有六面之外，也具有八面。顏師古此說應該是根據東漢應劭（約153－196）《風俗通義》之說，「觚，八棱有隅者。」（參見《論語正義》，上冊，頁242.1）另外，根據劉寶楠的研究，木簡之觚也有四面的，主要理由是觚與「柧」相通。（參見《論語正義》，上冊，頁242.1）

既然木簡之觚有八面，也有四面，因此，朱熹認為正版的觚是具六面稜線的木簡，這是有待進一步確認的觀點。

1.2. 三種註解之比較取捨

對於「觚不觚」這三種註解，既然都是基於孔子「必也正名」的「正名」主張，就可以據此來做取捨，確定何者是比較恰當的解說。

1.2.1.「正名」係應對禮壞樂崩的處境

周朝自從東遷之後進入東周（前770年，周平王元年）的時代，周王的權威就日漸衰退，西周原有的禮樂制度也隨之日漸崩解，這也就是孔子當時所面對的禮壞樂崩之處境。

就「禮壞」而言，其表現的途徑有三。第一是僭越，此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3.1）天子用八佾，季孫只是魯國大夫，理當用四佾，卻僭越用起天子規格的八佾，可見目中並無天子。又如「季氏旅於泰山」（《論語》，3.6），依據周禮，諸侯祭自己國內的山川，大夫只能祭家廟，但身為大夫的季孫卻僭越祭起魯公應祭的泰山，可見目中也無魯君。（參見《四書讀本•論語》，蔣伯潛著，頁30）由季孫僭越之嚴重，足見春秋當時禮壞程度之嚴重。

第二是禮儀的簡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3.17）正如北宋楊時（1053－1135）所說，「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國自魯文公（前626－前609在位）開始就已經不視朔了，同樣也是目中無天子，因而讓子貢連告朔之禮所用的羊也想要省下來。（參見《論語集注》，3.17之注解）

第三是，典章制度之違易。正如西漢董仲舒（前179－前104）所指出，新王者必改制，改制的範圍包括更稱號與易服色等等，簡言之，就是典章制度的更改，以遂行新王者的王權與意志。（參見《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因此，無視於周朝之王權，同樣也會表現於對於周朝典章制度的違背，乃至擅自隨意更改。

孔子的「正名」主張在政治上就是要回到「尊王」，不僅要維護與鞏固周朝的王權，也包括要維護周朝的典章制度，因此，挽回禮壞樂崩的局面，糾正諸侯與大夫僭越禮制或違逆禮制的行為，也就是孔子「正名」主張裡的核心重點之一。

1.2.2. 以「正名」為三種註解的取捨之標準

「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正名」主張既然是孔子在政治上極其重要的主張，以挽回周朝王權不彰的禮壞樂崩的局面，此章「觚不觚」也是隸屬於「正名」主張的範疇，自然就可以以「正名」作為此章「觚不觚」三種註解孰恰當孰不恰當的取捨標準。

A.「木簡」之第三種註解可優先剔除

孔子「正名」的主張主要是維護周朝的典章制度，在物品的層次上，就是要維護作為典章制度一環的禮器，相對的，如果不是禮器，而只是一般的物品，自然就不能納入孔子「正名」主張的關切範圍裡。因此，朱熹以非禮器的「木簡」來解釋「觚」，這個第三種註解顯然不是正解之所在，可以優先剔除。

B.「不得其道」之第二種註解的檢視

「觚」作為禮器，才可以成為「正名」關切的視域，故而所謂的「觚」應該是作為禮器的飲酒器，這也是「不得其道」之第二種註解與「失其形制」之第一種註解這兩種註解共同的交集之處。而「觚」作為飲酒的禮器，之所以出現「失禮」而成為「正名」關切的焦點，就在於禮器的運用上的「失禮」，或者是禮器製作上的「失禮」，這也就是「不得其道」之第二種註解與「失其形制」之第三種註解這兩種註解最大的差異之處。

「觚」作為禮器在運用上的「失禮」，一個是不該用而用，或者該用而不用，前者屬於「僭越禮儀」的範圍，後者屬於「禮儀太簡略」的範圍，兩者都是嚴重的「失禮」，也是孔子眼中的「禮壞樂崩」。另一個運用上的「失禮」則是用而失當，也就是在禮儀實踐之時的用而失當，這是比較不嚴重的「失禮」，因為禮儀實踐者的心目中還有王法，只是做得不恰當，還不到孔子所謂的「禮壞樂崩」。

另外，還需要進一步分辨的是，「觚」之用而不當，除了禮儀的場合之外，也可以在非禮儀的日常生活的場合。前者的情況就是「觚」作為禮器的用而不當，這是屬於「失禮」的範圍；後者的情況則是「觚」不作為禮器的用而不當，純粹只當作飲酒的器具，如此之用而不當，應該是屬於個人「失德」的範圍。

皇侃與邢昺以「不得其道」來說「觚」之用而不當，係針砭春秋時貴族以「觚」飲酒而過度，沉湎於酒的不良風氣，而會用「觚」飲酒而有過度的現象，應該是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場合，不太可能出現禮儀實施的場合。皇侃的《論語義疏》就說，「禮云，觚酌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論語義疏》，皇侃著，頁145，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以觚酌酒而用於獻禮上，其獻的次數有限，如果不是一獻，最多也只是三獻，不至於會出現飲酒過度的「失禮」情況，即使出現，也應該是比較罕見的情況。因此，用「觚」飲酒而過度的現象通常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宴會或私聚場合，這是屬於個人「失德」的範圍。

「觚者，寡也」，以觚飲酒，理當節制而不能沉湎於酒，皇侃與邢昺以「不得其道」來註解「觚不觚」之義，已經是很不錯的解釋，也可以針砭春秋當時貴族飲酒無度的風氣。不過，如以孔子「正名」主張所終極關懷者乃是禮壞樂崩局面來看，這個註解針對的是「失德」而非「失禮」，還不能說是相應而恰當的解釋。

C.「失其形制」之第一種註解的檢視

每一朝代的興起必有每一朝代的典章制度，以表明新王權之不同於舊王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服色的不同，此如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秦朝尚黑，這是根據陰陽五行（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之說，夏商周與秦所崇尚的衣服顏色各有不同。而這樣在典章制度上的變更，同樣也會表現在重要器物的形制上，此如歷代官服與官帽都各有其形制。

觚作為飲酒的禮器，在《儀禮》上就出現在士祭祖的特牲禮以及卿大夫祭祖的少牢禮。所謂特牲就是一豕，少牢是一豕一羊，天子諸侯的太牢是一豕一羊與一牛。《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祖、祭社之祀為國家大事，且重要性還在戰爭之戎之上，因此，用在祭祖的禮器，尤其是作為獻祭不可或缺之酒的酒器就屬於禮器之重者，其形制應該會有特別的規定，換言之，與爵、觶同樣並列作為禮器之重者的觚，周朝在形制上會有異於商朝的特別規定。

就禮壞樂崩的程度來說，禮之僭越最為嚴重，其次才是禮之簡略與形制之違逆，然而，形制違逆之產生卻往往在僭越已經非常嚴重的大環境之下，也就是說，在禮制已然大壞的情況之下。換言之，觚作為重要的飲酒禮器，其形制上的違逆，就顯示當時卿大夫等貴族之僭越禮制已然司空見慣的後續效應。因此，朱熹以「失其形制」來註解「觚不觚」之義，以孔子「正名」主張所終極關懷者乃是禮壞樂崩局面來看，可說是最為相應而恰當的解釋。

D. 小結：「失其形制」的註解是較佳的版本

對於「觚不觚」的註解總共有三種，第一種是程頤與朱熹提出的「失其形制」註解，第二種是皇侃與邢昺所提的「不得其道」之解釋，第三種是朱熹的「木簡」之或解，這三種註解都是立基於孔子應對禮壞樂崩局面的「正名」主張，故而可以據此來做最為恰當註解的取捨標準。

對「觚不觚」的註解首先要符合禮壞樂崩的處境，這也就是說，此處的「觚」也是屬於禮壞樂崩的一環，「觚」應該是作為禮器之「觚」，故而朱熹以非禮器的「木簡」來解釋的第三種註解顯然可以優先剔除。

「觚」應該是作為禮器的飲酒器，這是「不得其道」第二種註解與「失其形制」第一種註解的共同之處，但作為飲酒禮器之「觚」而出現「不觚」，這應該屬於「失禮」的範疇，這就有禮器運用上的「失禮」，或是禮器製作上的「失禮」之分。但在祭祖、祭社等重要禮儀上，作為獻禮之用的「觚」，不太可能出現有人以「觚」飲酒而飲酒過度的「不觚」之失禮情況產生，故而「不得其道」的第二種註解不能說是恰當的解釋。

「觚」作為祭禮上的重要禮器，在形制上理當有一定的規定，且西周在繼商朝統治天下，也會有不同於商朝的形制規定。但在周王東遷之後，王權日趨沒落，相對的，諸侯卿大夫無視於王權的僭越禮制情況也越來越嚴重，在孔子的春秋末期，身為大夫的季孫不僅祭祀諸侯規格的泰山，還公然啟用天子規格的八佾祭舞，顯見周朝禮制已然大壞。在此情況之下，諸侯與大夫對「觚」等祭禮上重要的飲酒禮器，改變應有的形制，以展示其權力意志與自家的美感，將「觚」腹部或足部的四條稜線，改為圓形，可說是勢所必然之事了。因此，以孔子「正名」主張乃是意在糾正禮壞樂崩局面來看，朱熹「失其形制」的第一種註解，可說是「觚不觚」之義最為相應而恰當的解釋。

因此，「觚不觚，觚哉？觚哉？」應該依據「失其形制」角度來解釋，整句的白話意思就是，「這個觚在形制的製作上根本不符合正統的觚。這豈是觚呢？這豈是觚呢？」而且，孔子說這句話的場合應該是在祭祖舉行之時。

1.3. 相關不諦當之解說的釐清

對「觚不觚」的三種註解，在以孔子「正名」主張作為衡量與取捨的標準，可見應以朱熹「失其形制」的第一種註解最恰當，但仍有相關的不諦當的解說須予以釐清。

1.3.1. 朱熹解說之不當

朱熹在「觚不觚」此章的註解云，「觚，稜也，或曰酒器」（《四書集注》），僅僅以「酒器」來說，而未提作為禮器之酒器，可說是嚴重的疏失，甚至使其「失其形制」的說法失去正當性的依據。

皇侃雖以「不得其道」（亦即不得觚德）來解說「觚不觚」，並不是那麼恰當，但他根據馬融之云「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而說「觚，禮酒器也」，反而是對「觚」本身這個器物較為恰當的註解。

1.3.2. 許慎《說文》之不當

東漢許慎（約58-約147）的《說文解字》云，「觚，鄉飮酒之爵也」，清儒段玉裁（1735-1815）於《說文解字注》則根據《儀禮》的＜鄉飲酒篇＞予以糾正，「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見《論語正義》，上冊，頁240）段玉裁的糾正是有必要的，觚做飲酒禮器，根據《儀禮》的記載，不僅出現在燕禮與大射禮的場合，更出現在特牲與少牢禮的祭祖這樣極為重要的場合。許慎之釋「觚」應該以重者涵蓋輕者，不應以輕者涵蓋重者，甚至說錯禮儀之場合。

（2016.6.16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