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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1 08:54:34瀏覽225｜回應0｜推薦0 | |
b. 政治自由之全球化
有政治自由之區域化整合的成功，才可能進而談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全球整合。雖然目前已經有聯合國類似的世界政府，實質上卻是虛有其名，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這樣事事都需要取得一致性的決議程序，確實符合國際的現狀，卻可以說在大事上難以成事，即使有所成，也是步調太慢。此如防止溫室效應的措施，遲遲無法落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不過，經濟自由之全球化不可能走回頭路，只會越來越深化，因此，政治自由之由一國到一個區域，再到全球，乃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換言之，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因而只是遲早之事而已。
以下再就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各面向作進一步論述。
b.a. 政治自由之能全球化的根本理由
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固然會伴隨經濟自由之全球化，而逐步實現，但政治自由之能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之具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之同理心或說同情心，自己具有了完全的自由之後，不忍見他人或他國之人無法享有完全的自由，發自內心希望本國之人、他國之人，乃至全世界之人，都可享有完全的自由。
因此，作為自由人，基本上就具有世界公民之必然性的自我定位，而這樣的世界公民的心態，所謂「己欲達而達人」，就是政治自由之所以能夠全球化的根本條件，也就是政治自由全球化之所以具有歷史必然性的根本理由所在。
b.b. 政治自由之全球化的動力
推動政治自由之全球化的動力有二，第一是經濟自由之全球化，第二是地球生態的承載有其極限。
首先是，經濟的自由化必然會從一國，擴大至一個區域，一個洲，再進而擴大至全世界，這是因為市場的規模越大，不僅個人或企業的獲利跟著水漲船高，而且投資的機會也會隨之擴大，形成正向的循環。而隨著經濟自由之全球化，對於政治民主之全球化的要求也越來越殷切。因為，唯有政治民主之下，自由經濟的運行才能真正暢通無礙，將各種交易成本逐漸降至零這樣的理想境界。
其次是，現代的經濟發展所採取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標準，就是唯消費主義之意識形態的標準，這樣的消費至上之意識形態，以人類為尊而漠視其他物種，乃是以竭盡地球資源為代價，不僅會有企業之營運的內部成本而外部化的不公不當問題，更會有全球經濟之發展終究無以為繼的嚴重問題。因此，不僅企業之不當營運問題必須扭轉，整個經濟發展型態也必須全面調整，而這樣的扭轉與調整都是屬於全球性的作為，也必須有具有作為能量之世界政府才可能徹底解決。因此，隨政治自由全球化而終將出現的世界政府，也同樣具有歷史之必然性，問題只是出現之遲早而已。
b.c. 政治自由之全球化的條件：領頭國的條件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遭列強殖民的國家紛紛獨立，目前全世界的國家已經多達195個之多。雖然各大洲基於經濟貿易自由化，紛紛進行經濟上的區域整合，但能夠進行政治的區域化整合就只有歐洲而已，原因就在於政治之區域化整合必須境內的國家必須是民主國家，且這些民主國家已經越過民主初階而達到中階之水準。
進而，區域內的主要民主國家有帶頭進行區域化整合的動機。以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率先進行區域化整合來說，德國係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這個因素占很大的成分，法國等西歐國家希望藉由政治的區域融合，根本消弭德國再度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其次才是希望藉由區域整合以抗衡美國所帶來的挑戰。
然而，反觀現今世界超強的美國，雖然與加拿大、墨西哥簽署了貿易協定，在經濟上進行深度整合，已經達24年之久，但政治上的整合卻遲遲無法展開，其中加拿大的民主水準也已達到中階。顯然，難以寄望美國當全球政治自由化之整合的領頭國。然則，放眼全球，哪個國家才有可能擔當這樣的領頭國呢？
b.c.a. 美國無法當領頭國的原因
美國自從1787年獨立建國以來，就是一個採取三權制衡的民主國家，並已經進入民主中階，而且地大人多，軍經實力也是世界超強，照理說應該可以扮演全球政治自由化之整合的領頭國，但事實上卻是難以寄望。其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還未普遍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意識仍重。西方民主的產生，就在於人權意識的高揚，擺脫中世紀的神權桎梏，正視人之存在的價值。而由個人的人權意識到肯認人人都具有人權，這樣才能形成民主的政治體制。但肯認人人皆具有人權，則有程度之分，這由美國民主之演進史就可以印證。
美國於1789年獨立建國之時，只有白人的男人才具有完全的人權，白人等婦女直到1920年通過美國憲法第19條修正案，才取得投票等參政權，距離美國獨立建國達120年之久。同樣的，1861年南北戰爭之後，才解放黑奴，1870年通過美國憲法第15條修正案，取消種族歧視，黑人等非白人種族才取得參政權。然而，美國南部各州於1876年到1965年期間，仍然實施一系列所謂「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的「種族隔離」法律，以「隔離但平等」之解釋宣稱未違反憲法規定。非裔美國人於1945年後興起民權運動，在普遍獲得美國人民的支持後，美國國會才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與《1965年投票權法案》，廢除「種族隔離」的法律。不過即使如此，不少白人美國人的內心到現在還是具有種族優越意識，不能真正平等對待黑人等其他非白人種族。
第二，美國自獨立建國以來，對外的關係幾乎都是仿效英國等歐洲列強，以「損人利己」的「霸權」政策為主調，即使近來喊出「人權外交」的口號，仍然不脫以美國利益為最高考量的心態。就以蘇聯在1991年解體之後，美國作為世界超強而扮演「世界警察」來說，依據美國學者杭亭頓（S. P. Huntington，1927-2008）所提第三波民主化的說法，由阿拉伯之春所點爆的民主化浪潮可以說是第四波，結果卻紛紛陷入內戰的漩渦，故而國際學界普遍認為是失敗的，美國任由新生民主政權自生自滅，應該承擔責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8年的報告也指出，全球自由程度連續12年呈現下降趨勢，2017年總共有71個國家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面臨淨衰退。
相對的，真正可以引領全球走向政治自由化之整合，就是實施雙贏的王道之外交政策，既利人也利己，不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最高考量。這樣的王道心態才能夠讓所謂的「人權外交」，引領他國由專制逐步進入民主之國，而非假借人權之名而謀求本國之利益。
第三，美國雖然已經擺脫「權錢交換」的民主初階期，但因採總統制之三權制衡，仍然只在民主中階，無法真正成為民主政治典範。美國最高法院廢除企業的最高政治捐獻限制之後，民主選舉逐漸變成「募款高者贏」的政治遊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樣的「募款高者贏」的政治遊戲則顯示美國仍然有實質的潛層之「權錢交換」的問題。在總統制之下，行政權的行使可以不經朝野政黨的辯論而片面的實行，因此，在缺乏有效的監督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並無反映民意的必然性，反而往往是遂行財團的意志與利益，這在美國於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之後，美國石油公司趁此壟斷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可見一斑。
b.c.b. 當領頭國的條件
美國本該可以成為政治自由全球化的領頭國，卻因為內具的條件不足，而無法寄望，不過，卻可以拿美國作為樣本，就其優缺點，歸納出成為政治自由全球化之領頭國的條件如下：
首先，這個領頭國必須是民主國家，且體制不能是總統制，而是可以達到完全透明化的議會內閣制。因為，領頭國如果不是民主的國家，本身的政治就還沒有自由化，也就不可能以民主典範國的身分引領其他國家走向政治之自由化，進而引領鄰近國家走向區域之政治整合，更談不上引領走向全球之政治整合。
而如果不是採取議會內閣制，立法與行政權合一的完全執政，而是採取總統制，國內在政治上的共識就比較不容易形塑，且在「權錢交換」之民主內涵反向指標的擺脫上，即使可以擺脫明面上的「權錢交換」，進入民主中階的階段，但仍然很難擺脫潛層面的「權錢交換」而進入民主高階。既然沒法進入政治運作幾近完全透明化與公開化的民主高階，就不可能真正成為民主的典範，具有真正引領國的地位。
第二，該國人民普遍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沒有種族的優越意識。這樣的真正民主之心態，以儒家的術語來說，就是該國人民普遍具有推己及人之「恕」心，自己享有民主政治體制的主人之地位，也願天下之人都同樣能夠享有民主體制的好處。因此，即使犧牲自己一些權益，也願促成其他國家國民享有人權之保障與福利。
第三，該國主政等等精英階層也普遍具有不忍人之心，有如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10.1），主動挑起讓天下之人都同樣享有民主體制的好處，讓非民主國家轉型實施民主體制，進而，促成所有的民主國家更往高階民主邁進，讓天下之人都能夠真正而完全享有民主體制的好處，這樣的境界即是儒家所謂的「世界大同」。
第四，該國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足以主動實施真正雙贏的王道之外交政策。由於政治自由之全球化乃是追隨經濟自由全球化的腳步，沒有經濟自由之全球化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因此藉經濟之自由化來推動其他國家或一個區域之政治自由化，就必須引領國自身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才可能進行深度而全面的交往，促成該國或該地區中產階級的不斷茁壯，為該國或該地區推行民主政治奠立深厚基礎與動力。中產階級的不斷茁壯可說是由獨裁專制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充分條件，而中產階級的人口數越龐大，轉型民主體制之後就可以越穩固。
第四，該國不僅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也願實施真正雙贏的「王道」之外交政策，與其他國家的交往決不採取損人以利己的「霸道」之外交政策。其實，經濟自由之全球化的本質也是一種雙贏的國際策略，既有利於先進國之經濟發展，也有利於後進國之經濟發展。此如中共自1979年實施開放的經濟改革，就是主動加入經濟自由之全球化的浪潮，採取「準市場經濟」的標準，打破原先的閉鎖狀態，開放經濟先進國的投資與貿易，不僅讓這段40年期間的全球經濟與貿易具有更陡峭的指數型成長，也讓中國本身的經濟由落後國家躋身中度發展國家。
此雙贏的「王道」之外交政策的實施，在經濟貿易的國際領域，就是一體化之經濟貿易自由化的實施，在非經濟的國際領域，同樣也是本著經濟貿易自由化的精神，也就是「一體化」，將對方的人民視同自己的國民，一體對待，全面實行真正的「國民待遇」，甚至對於比自己落後的國家實行主動減免債務等福利性的優惠措施。
如此之雙贏的「王道」外交政策的實施，具有三重的「善之正向循環」效應。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自由化，因貿易投資之一體化，降低關稅與非關稅的各種障礙，提升兩國之間的貿易與投資之效能，兩國的經濟總量也因受惠而與年俱增。而兩國的經濟總量可以與年俱增，彼此感受到經濟自由化帶來的好處，也會更加深兩國之間的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程度，更降低關稅與非關稅的各種障礙，直到近乎零的地步。這就是國與國之間經濟自由化、一體化的「善之正向循環」的效應。
同樣的，國與國之間實施雙的「王道」政策，也就是政治的一體化，視對方國民有如己國之國民，給予「準國民待遇」，逐步讓對方國民享受有如己方國民之人權保障與福利，在經濟上提供對方低利貸款或零利率貸款之優惠，協助公共建設或私人企業之專案貸款，在政治上捍衛對方主權之完整，並以己國為典範，間接提升對方政治自由化的程度。雖然對方是個民主程度較落後的國家，但在提升的過程仍然會有足資他國參考的特色，樹立另一種次類型的民主典範，這樣次類型民主典範同樣會回饋到實施王道之國，更增王道之國的民主內涵。這就是國與國之間政治一體化的「善之正向循環」效應，更增彼此政治自由化的內涵與層級。
進而，此雙贏的「王道」之外交政策的實施，在經濟貿易的國際領域，就是一體化之經濟貿易自由化的實踐，在非經濟的國際領域，就是「一體化」之準國民待遇的實踐，在經濟貿易與非經濟領域之間同樣具有「善之正向循環」效應。經濟貿易領域的彼此自由化，兩國的經濟總量因受惠而與年俱增，也意味著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擴大，如此更鞏固政治自由化的根基。同樣的，非經濟領域的彼此「一體化」，可以讓兩國的民主內涵不斷的提升，人民之人權的保障更益周全，如此更使貿易投資的保障更加充分，雙方的貿易投資規模也可以隨之更擴大。
b.c.c. 具備當領頭國資格的名單
如上所述，足以成為政治自由全球化之領頭國的條件有四，但真正的核心條件其實就是第二個條件，該國人民普遍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普遍具有推己及人之「恕」心，願天下之人都同樣能夠享有民主體制的好處。因為，只有這樣國度的人民才可能選出具有不忍人之心的精英階層主政，並作為其實施王道外交政策的後盾，主動挑起讓全世界走向「大同」的境界。
檢視目前全球十大經濟體（2018年），分別是美國（20.4兆美元）、中國（14兆美元）、日本（5.1兆美元）、德國（4.2兆美元）與英國（2.94兆美元），第五到十，是法國（2.93兆美元）、印度（2.85兆美元）、義大利（2.18兆美元）、巴西（2.14兆美元）與加拿大（1.8兆美元）。但只有還未走向民主的中國才具備當領頭國的資格，以下再分別檢視與討論。
b.c.c.a. 除中國之外的前五大經濟體之檢視
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無法當領頭國的緣由已如前文所述，主要是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意識仍重，難以去除，肯認人人都具有人權，還未普遍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到目前為止，即使在紐約這樣的國際大都會，在公共交通工具的場合仍不時傳出對非白種人的種族歧視，甚至歧視者還是律師。
作為第三大的日本，雖然是和善的民族，但骨子裡的排外意識卻非常濃厚，即使在日本定居已經約百年的朝鮮人後裔至今仍無法融入日本社會。最近一位日本學者河合雅司（Masashi Kawai）出版《未來年表》（台北：究竟出版社，2018年），探討日本因總生育率才1.45所帶來的少子化衝擊，如果生育趨勢不變，作者預估日本人口將由2017年的1.26億人，在100年後縮減約為5,060萬人，200年後再縮減為1,380萬人，日本人可能變成「瀕臨滅絕的人種」（《未來年表》，頁7.4-9.2）。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雖然面臨少子化的衝擊，但以全球來看，人口還是不斷的增長之中，甚至造成地球生態的重大危機。但作者的少子化因應對策，僅僅著眼以財政補助的方式鼓勵生育第三胎，一點都不提鼓勵移民的對策，骨子裡之濃厚的種族意識由此可見。
第四大的德國，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1954-）是位具有不忍人之心的政治家，連任四屆德國總理。阿拉伯之春於2010年爆發後，僅突尼西亞順利轉型為民主國家，絕大部分的阿拉伯國家卻陷入長期戰亂，引發移民歐洲的難民潮。梅克爾於2015年九月針對中東難民宣布接收難民無上限的政策，雖然獲得不少德國民眾的支持，卻因難民入境之後造成公共開支增加與治安一時的惡化等等融合上的問題，導致德國右派民粹主義的排外主義之崛起。2018年梅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簡稱基民盟）在巴伐利亞等州議會選舉接連敗北，使得梅克爾黯然宣布放棄再競選基民盟黨主席，也就是2021年第四度總理任期結束後就離開政壇。
另外，德國還背負沉重歷史的債務，德國納粹在第二世界大戰在歐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近六百萬的猶太人遭到殺害，即使戰後德國全面承擔責任，認罪、道歉，並進行賠償，賠償金額截至2007年約640億歐元，1970年12月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1913-1992）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謝罪，但誠如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1884-1963）所說，「這段歷史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全體德國人的恥辱」。不過，即使德國上下已經如此誠心認罪，並制定一系列法律規定，防止新納粹的產生與反猶太的行為，但德國境內仍然還是有不少的反猶太事件發生，根據德國內政部統計，2017年德國警方共接獲1,453件反猶太行為的報案。
第五大的英國，英國雖然是首創民主體制的國家，但對於其他比較落後的國家卻是採取殖民的政策，視為次一等的人民，沒有比照英國的公民同享民主的幸福，「人人都具有人權」的理念並未能獲得肯認。第二次大戰後，迫於國際形勢，才被動允許被殖民國家的獨立。最近則是公投通過脫離歐盟，雖然是勉強過半，但也顯示英國民眾普遍具有排拒與外界融合的心態。而在對內方面，蘇格蘭於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為聯合王國，但合併三百年後蘇格蘭人民的獨立聲浪聲勢不歇，近年來徘迴可能過半的邊緣，2014年蘇格蘭的獨立公投獲得44.7%的贊成，顯示英國在對內融和也是力有未逮。
b.c.c.b. 第六到第十大經濟體與俄羅斯之檢視
第六大的法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高揭「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原則，發表的「人權宣言」，確立了「人民主權論」，吹響歐洲封建君主制全面崩潰的號角。但法國本身歷經拿破崙又恢復君主制的曲曲折折過程，直到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後，歷經近百年的時間法國君主制才徹底廢除，共和體制從此屹立不搖，如今是實施半總統制的第五共和之民主體制。
法國目前人口6,200萬人，阿拉伯與非洲裔等少數民族卻占了22%，在強調「尊重個人」之一視同仁的「一體化」下，避免刻意區分民族與宗教等身分，但目前為止，這樣的「一體化」之族群融和還是有待加一把勁。法國以失業率高聞名，近年通常高達10%，而少數族群往往是比平均失業率還高的群體。
不過，從法國願意主動與德國合組歐盟，乃至組成財經方面更進一步融合的歐元區，可見還是整個歐洲走向政經一體化的推手，具備當全球政治自由化與一體化之領頭國的候選資格。此外，法國強調全民的哲學教育，在大學考試的科目，不分理工人文都考了全球獨見的哲學科考題，以訓練未來的公民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為民主的內涵打下堅實的基礎，更強化推動全球政治自由化與一體化之領頭國的候選資格。
第七大的印度，印度於1991年實施市場經濟改革，告別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逐步放鬆對外貿與外資的管制，因而最近在一二十年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成績斐然。印度的面積廣達328萬平方公里，人口13.4億人，僅次於中國的13.8億人，且於1950年就已經實施內閣制，而佛陀（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623/563/480B.C.－543/483/400B.C.，享壽約80歲）所創立佛教就致力於打破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但即使到了今天，民主已經實施了快70年，印度的種姓制度仍然可說相當熾盛。同一種族都難以平等對待，對女性也仍然無法平權，期待印度帶頭引領全球走向政治的一體化，可說是幾乎不可能。
第八大的義大利，其作為領頭國的資格更低，這將義大利與英國、法國相比，就可以徵知。英國是率先成立民主議會的國家，法國則是隨之發動法國大革命，揭櫫「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而義大利卻接續德國的納粹風潮，也出現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1883-1945）法西斯主義的政權，獨裁統治18年。近年義大利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黨，被指具有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m）的特色，包括反對移民、排外、反猶太主義，並有打壓媒體的新聞自由與破壞法院的司法獨立等等舉動，可說是仍在民主的初階打轉，離引領的資格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第九大的巴西，其面積有851萬平方公里，全球第五大，人口2.08億，是個可以具有影響力的大國，目前的GDP也是南美洲的第一大。巴西的人口結構是白人佔47%，帕度人（Pardo，黑白混血）也佔43%，黑人佔7.6%，一般認為種族歧視不嚴重，也一直歡迎外國移民，但貧富差距過大，人民整體知識水平也有待提升。巴西於1822年脫離葡萄牙王國而獨立，1889年成立共和國，但大多處於軍人總統的獨裁統治，直到1989年才採取總統直選，真正進入民主體制。因此，巴西具有成為中南美洲區域政治統合之領頭國的潛力。
第十大的加拿大，其面積有998萬平方公里，全球第三大，但人口僅約3,500萬，因人均GDP高達4.23萬美元，才名列第十大。加拿大人口過少，又在美國北邊，本身又有魁北克省（講法語為主）高張的追求獨立聲浪，近年也不斷傳出白種人辱罵華人與印度裔事件，顯然在族群融合上力有未逮，不足以成為區域政治統合之引領國。
十名之外的俄羅斯，俄羅斯在1989年蘇聯解體之前，是與美國競爭全球領導權的超強之國，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聯邦，面積1,709平方公里，仍然是全球第一大，人口1.4億，還是具有區域政治統合之引領國的潛力。不過，蘇聯雖然是以共產主義的理念起家，但基本上仍然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同時也是「損人利己」的霸權國家。蘇聯解體後的本體－俄羅斯聯邦也曾經有正式的民主選舉，但在普丁（Vladimir Putin，1952－，2000年首度當選總統）主政之後，斬斷民主體制的阿基米德點，即三公（公平、公正、公開）的投開票，已然倒退到空有民主之名的民主轉型期。而且，在普丁獨裁主政之下，對內部的獨立聲音採取鐵血鎮壓的手段，對外採取領土擴張策略，意圖以恢復蘇聯的版圖這樣的國家主義，轉移或化解內部要求民主的壓力，最近佔據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就是領土擴張策略的訊號。因此，在普丁主政之下的俄羅斯不僅無法作為全球政治自由化的引領國，還是一個負數。
b.c.c.c. 中國具領頭國資格之檢視
初步檢視中國之作為全球政治自由化的領頭國資格，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未來十年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首大，當然滿足第四個條件，即該國具有相當的經濟規模，足以主動實施真正雙贏的王道政策。而除了第一個條件內閣制的民主國家之外，一般國家最難符合的第二與第三個條件，中國實質上已經滿足了。
就第二個條件來說，即該國人民普遍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沒有種族的優越意識，這個條件的核心在於沒有種族的優越意識。中國文化自孔子作《春秋》開始，雖然嚴華夷之判，但這種華夷的嚴格區分係採取文化上的區分，而非種族的區分。華夏中國之所以稱為華夏中國，在於有行仁義之高度文明，而夷狄之所以稱為夷狄，就在於不行仁義而唯利是尚之低度文明，因此，在中國之國家如有唯利是尚的夷狄之行，《春秋》就視為夷狄，反之，如果夷狄之國家如果能夠有如中國之國家的行仁義，《春秋》就視為中國。
在這樣的以文化做為華夷區分的標準而非以種族作為標準之下，中國文化圈內的種族優越意識可說相當淡薄，四海一家的觀念深入中國人之心。因此，素來難以融入各國的猶太人，因信仰猶太教之故，在歐洲與近東流浪約兩千年，仍然是民族特色鮮明的猶太人，故而往往淪為種族或宗教衝突的祭品，在各地屢屢傳出遭到種族屠殺的悲慘命運，希特勒的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屠殺高達數百萬人，則是讓人不忍聽聞的顯例。不過，歷史上曾遷徙到中國的猶太人則因種族融合而不見。同樣的，宋代因國際貿易而來福建泉州定居的阿拉伯人（大食人），經過數代之後也融入中華民族，台灣彰化的涂姓就有阿拉伯人的血統。由是可見，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之下，幾乎沒有種族優越意識，可說是具有真正的民主心態。
就第三個條件來說，即該國主政等等精英階層也普遍具有不忍人之心，主動挑起讓天下之人都同樣享有民主體制的好處，其核心在於有實施雙贏的王道政策之自覺，棄絕損人利己的殖民帝國政策。自商朝的伊尹（1649BC-1549BC？）開始，「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即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10.1），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有讓天下之民皆享有堯舜之澤（仁政）的志願，宋朝范仲淹（989-1052）同樣也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自許。這樣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志願，在中華帝制王朝綿延不絕。
如今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其創黨初衷就是要消除一切的剝削與壓迫（參見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簡言之，就是消除一切的不公，其實也可以說是屬於這樣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志願。中共以「先鋒」自居，實施了一黨專政，使自己也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一大源頭，本來就是違反自己創黨的初衷，但朱鎔基（1928-）主持經濟改革的十年中（1992.10-2002.11），以「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1998年談話）的決心，掃除官場的貪腐，全心全力為中國人民謀福利，打造主政官員的「廉勤」典範，為今日中國經濟發展之空前成就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中共雖然沒有實施民主政制，但主政官員仍然實質上具有「願天下人普享福澤」的伊尹之風。
中國如今已經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於2013年推出跨國經濟協同合作的「一帶一路」，前者是沿著古代絲綢之路，經由中亞連接亞太與歐洲，後者是海上絲綢之路，由大陸沿海港口經南海與印度洋到達歐洲，其出發點是利人利己之「雙贏」的國際經濟發展合作，迥異於以前的帝國殖民與經濟殖民的「損人利己」模式。如果中共所實施的「一帶一路」國際經濟戰略，真的是「雙贏」模式，而非經濟殖民的翻版，那其精神也是「願天下人普享福澤」的伊尹之風。
因此，除了第一個條件內閣制的民主國家之外，一般國家最難符合的第二與第三個條件，中國實質上已經滿足了可以做為全球政治一體化之領頭國的資格。而中國之作為真正的領頭國，就只待自我解除一黨專政，實施真正三公的投開票制度，走向民主化，讓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
b.d. 政治自由之全球化的實踐：世界政府
推動政治自由之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政治一體化的動力有二，第一是經濟自由之全球化，且其全球化也越來越深化，第二是地球生態的承載有其極限，此種生態極限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因此，政治自由之由一國到一個區域，再到全球，乃是歷史的必然趨勢。目前雖然已經有聯合國類似的世界政府，由於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實質上卻是虛有其名，因此，由全球選民直接選出世界政府，擁有真正的全球執政權，實踐政治自由之全球化，就是未來一兩百年的政治課題。
b.d.a. 到達世界政府的過渡
在經濟自由之全球化只會越來越深化之下，政治自由之全球化、一體化也必然水到渠成，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聯合國徒具世界政府之形式而無其實，中國雖然具有領頭國之資格，但還沒民主化，更談不上進入民主中階，成為政治自由化的典範國，因此，只能從政治自由之區域化著手。
此政治自由之區域化可以由四方面進行：
第一是，中國雖然還沒民主化，但所推動的「一帶一路」之經濟自由區域化，是真正雙贏的王道措施，係不同於自由貿易協定的主動出擊策略。因此，如果能夠持續推動「一帶一路」，並以實際效果獲得相關各國的響應，就可以深化經濟自由之區域化，從而為未來的整個亞洲的政治自由之區域化奠立深厚基礎。一旦中國正式走入民主化，必然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推動整個亞洲的政治自由之區域化就可以水到渠成。
第二是，法國與德國持續聯手推動歐盟的進一步深化。有鑑於上世紀的兩次大戰都發生在歐洲，而且禍首都是德國，因此，法國在二戰後主動攜手民主德國，組成西歐為主的歐洲政經聯盟組織，結合的程度由「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歐洲各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逐漸加深到1993年成立的歐盟（European Union）。
但歐盟仍然是鬆散的聯盟，不僅有直選的歐洲議會（歐盟的眾議院），還有成員國部長組成的歐盟理事會（歐盟的上議院），更有權力更大由成員國首腦組成的的歐盟高峰會。因此，雖然有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作為行政機關，組織架構類似於美國三權分立的總統，其28名執委係由成員國政府提名經歐洲議會同意，執委會主席則由成員國首腦與歐盟理事會一起決定人選，再經歐洲議會同意，是權力受到層層限制的歐盟首腦。因此，未來歐盟還須進一步走向美國的總統制，或者是最好走向議會內閣制，才算是完成政治整合，讓歐洲真正的政治一體化，這有待法國與德國持續聯手推動。不過，法國仍然需要再度進行憲法改造工程，由雙首長制走向德國之聯立的議會內閣制。
第三是，美國改變霸權心態後，加入推動全球政治自由化的行列。美國目前全球首大經濟體的地位，預估最快五年後就會被中國取代，進而穩定地位居全球第二，然後就可以安於老二的地位，真正揚棄目前損人利己的霸權外交政策，與中國攜手推動全球政治自由化的行列。當然，目前美國正捍衛美元金融霸權的地位，發動美中貿易大戰，而這樣的全球首大之爭的捍衛戰，雖然是無煙硝之戰，但預估將會持續約十年，等美國上下都認知已經是不可變，而安於老二的地位，才會改變霸權心態，進而加入推動全球政治自由化的行列，加速全球政治一體化的速度。而在美國改變霸權心態後，還須由目前的總統與立法分立制轉向內閣議會制，才能更上一層，走上民主的高階階段。
第四是，巴西為首的中、南美洲地區，無可諱言的是，整個地區的政治自由化絕大部分實施總統制，也還在民主初階的階段，因此，可以先由利人利己的經濟整合之深化著手，由此地區最大經濟體的巴西帶頭推動。不過，在政治自由化方面，仍然必須由巴西再行進化，由總統制改為議會內閣制，才能發揮經濟自由化的整個潛力，區域之經濟深度整合也才能獲得真正的成效，進而推進整個中、南美洲政治自由化的升級，達成區域政治一體化的目標。沒有深度的政治自由化，就不可能有區域政治之一體化。
b.d.b. 到達世界政府之路
現有聯合國雖然功能不彰，離領導全球走向政治一體化還很遠，但由現有聯合國組織型態晉級為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仍然是一個比較符合國際現勢的一條路。
聯合國目前有五大組織，聯合國大會（一國一票，目前有193個會員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具否決權的常任國，10個選任國，任期兩年）、經濟及社會理事會（54個選任國，任期三年）、秘書處（秘書長由聯合國大會選任，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與國際法院（15名選任法官，任期九年，以相對多數為裁決原則）。聯合國整個組織的核心在安全理事會，但因有五個具否決權的常任國（美、中、俄、英、法），幾近一致決的會議方式，讓安理會很難有突破性作為，因此，聯合國係一個相當鬆散的國際組織，其權力連歐盟也達不到，遑論美國式的聯邦國。
由現有聯合國組織型態晉級為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顯然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其關鍵就在於有一個超強的大國願意本著共贏的心態，並化為國際政策，主動而積極主導這樣的漸進過程，以邁入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依照上文「到達世界政府的過渡」的分析，這必須在中國的GDP真正超越美國，並主動轉化為民主體制，在這兩個條件滿足之後，由中國本著共贏的心態，才能積極主導聯合國邁入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而美國在認清只能居於世界第二大國之後，也才能完全拋棄原本的霸權心態，配合中國的共贏之國際政策，成為這個漸進過程的助力。接著必須將俄羅斯現有的普丁實質獨裁體制回歸到名副其實的民主體制，如此，才能水到渠成，讓聯合國順利晉級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
b.d.c. 世界政府之組織型態
聯合國之逐步晉級具有政治實權的世界政府，必然的擺脫現行的各國政府之代表模式，引進由全球人民自行選舉自己的政府代表，在具有民意的基礎之下，世界政府也才具有政治實權。
引進民意基礎之後，世界政府的最初模型應該是歐盟模式，有由各國人民直選而出的世界眾議院，也由各國部長組成的世界上議院，更有由全球各國總統或總理所組成的世界高峰會，合併現有的G20高峰會。另外還有世界政府之執行委員會，成員與主席由各國商議而提名，經世界眾議院的同意。但類似歐盟的架構只是初步模型而已，未來更必須進而走向美國總統之模式，由全球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但最好的模式、也是最終的模式仍然是聯立的議會內閣制。
最終模式的世界政府，其權力將類似於美國的聯邦制，世界政府之中央與各國之地方各有其憲法，各有其特別的管轄事項，凡屬於全球事務者如溫室效應之防止、全球貿易投資之消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等等，都是由世界政府負責，反之，凡屬於各國事務者，就由各國負責。
另外，全球性公民投票之直接民主也將是未來的趨勢，也是必須推展的措施。而有這樣的公民投票之直接民主也使得世界政府之執政者更有推展行政與立法權的正當性，更容易化解在野黨的不當杯葛，因而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2019.5.11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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