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四日那一天，我與記者茶敘中所說的是，因為醫科訓練，比起過於抽象的思維，國父更傾向於融通實用的哲學。我念誦著國父說過：「北方如一本舊曆，南方如一本新曆，必須新舊並用…..」接下去，我跟記者說的是，國父當年面對的是在積弱的土地上，幾個不同時鐘的滴答聲。

因為這不同的時鐘滴答，所以「調合」尤是國父的強項，他有革命家的急迫感與浪漫，至於國父的抽象思維到底有多完整，並不是重點，重點是他讓人感動的生命氣質。

卻又因為那個倉促拼裝（各種學說）的時代，他的思想特色正在於兼容並蓄。至於這幾天監委講的「思慮高遠而落實」、「結構完整而緊密」，則可能讓習慣隨時修正思想的國父自己都很汗顏。若符合國父疏闊與包容的特色，倒不如把民族民權民生界定為政治社會的三大範疇，而國父的睿智在於，他預見到日後積弱的中國遇見的任何問題，皆不離這三種範疇。

可惜，三民主義信奉者常在教授它的同時，也僵化了那本來就容許填充與需要修潤的體系，而神格化黨國偉人的傳統思維，則故意漠視先生當年的時代限制：那時候，他的根據地得而復失，經常在眾叛親離的絕境中，老同志怪他「時左時右」，罵他「徒飾外觀，終無實際」，即使親如黃興，都在信上一遍遍勸他：「不為小暴亂以求近功，不做不近情言以駭流俗。」終其一生，除了黨內同志的鬥爭，讓他挫折的還有與軍閥互為表裡的帝國主義。包括國父死的當天，北方報紙的聚焦點只在一觸即發的中原大戰。作為以精神感召人的革命家，他生命的爆發力竟要由死亡來引燃！

他鐫刻在國人心上的位置始於他逝世之後。還魂似的，他的愛國熱情終於成為凝聚人心的力量。至於他生前事蹟，所謂「史實」，則不乏後人需要的「挪用」。像一本英文寫的書上說：「所有在場的人---以及那些不在場的人----事後均宣稱在孫逝世前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而這錯綜性也延伸至他彌留之際，汪精衛記得先生斷續喊出：「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同時，貼身侍衛馬湘聽見國父說的是：「同志們，繼續我的主義，以俄為師」。

歷史充滿這類疑點，記憶也經常不自覺重新增刪與排序，正好像過去編纂的【國父年譜】努力「拼貼」蔣中正與國父的親密關係。到如今，監察委員以自身不免涉入的嫌疑，強調國父最重要的建樹正是「監察權」！

然而，這自以為是的主觀認定，若到不容質疑的地步，才最令人憂心。台灣社會仍存有不能碰觸的禁忌與權威嗎？事前已虎虎生風的糾舉下，成為一種寒蟬效應，會不會讓有創意有理想的製作團隊卻步？

期望創作者保有最開放的空間，並列所有的史料，反映出今天台灣的多元史觀，因之讓孫中山的生命氣質更貼近我們每個人。看來，這時候尤其需要孫中山了，需要他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天真與熱情，點化這部將真正感動你我的記錄片。（原發表在聯合報八月十二日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