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民進黨新政府上台後，台灣曾一度上演一齣名為「縮短工時」的大戲碼，勞資政三方加上藍綠兩大陣營纏鬥了好幾個月。七年前那場工時爭議，在工運缺乏足夠力量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台灣喊價式庸俗化選舉政治的產物。透過藍營兩週八四工時的提案，固然揭穿了民進黨逐步縮減工時承諾的虛假，也突顯了民進黨新中間路線親資方的本質，但是幾年下來，台灣實際工時長度不但仍居世界前列，資方更不斷以負擔過重為由，透過減薪、彈性化、修法等手法進行「反攻倒算」。由於台灣工人階級根本沒有進行降低實際工時的勞資集體談判的組織與力量，所以這場爭議只能落得工人贏了面子，資方得了裏子的結局。

　七年後的基本工資爭論，由於所有「全國性總工會」的體制化以及工運的大幅退潮，根本無法再現當年那樣規模的爭議與衝突，但是官方的邏輯一如既往的是一面以喊價取代制度建設，一面對勞工做表面工夫（表面數字的所謂調漲），而向資方送實質利益（透過時薪制的假日無薪，鼓勵資方廣用時薪制）。更有甚者，某些輿論有意無意強調基本工資調漲造福勞工甚少，只獨厚外勞外傭，反而易造成勞工失業，對工人階級進行分化，對弱勢者加以踐踏。不管是政府、資方還是那些進場開會的所謂工會，在喊價殺價的時候，都無視一個工資議題的核心：受薪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有不少輿論指出基本工資制度應該要改變，但是在討論工資制度該如何改革，以及基本工資該如何調漲時，我們首先該問的問題是：怎樣的制度能保證受薪勞動者能維持溫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能避免所得增長永遠趕不上通貨膨脹速度，能夠多少遏止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貧窮人口不斷蔓延的殘酷現實？這些與所有受薪勞動者生存與幸福息息相關的問題，卻完全未見政府、學界甚至所謂工會領袖關注。

　從「工資應保證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這樣的思考出發，工資就不能是放任市場決定，基本工資的調漲就不能是任意的喊價殺價、不能重蹈十年調一次的荒謬作法，工資的概念也不是單純的所謂「勞動力的對價」、不是「no work no pay」的資方思維。台灣的政府與學界喜歡大談世界潮流、國外先例。事實上，在工資問題上，近十多年來美國的「新潮流」正是「生活工資」（living wage）制度在許多都市中的建立。所謂的生活工資，簡言之就是讓工資水準要能維持一個勞工家庭在該地區各項生活，包括食物、住宅、健保、交通、育兒等的基本花費，同時能讓所有勞工（正式／非正式、時薪／月薪…）享有基本的福利與有薪假期，因為這是讓勞工得以恢復元氣，不斷重新投入工作，能夠培育新一代優質勞動力的最基本要求。在全球化、勞動彈性化的所謂潮流之下，這樣的制度也能扭轉貧窮人口不斷擴張，薪水階級身兼多職也難得溫飽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學界的研究已經證明，這樣的制度不會「降低經濟成長」、「擴大失業率」！

　在人民實質所得增長停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台灣，我們需要的是「生活工資制度」的建立，不是隨選舉起舞的勞工福利假性加碼，是所有薪水階級生存權的確保，而不是在勞資政協商的假象下，向經濟上的有力者輸送實質利益！

2007.4.29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