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發生了一起「六一一事件」，數千民眾堵在大街上，圍住了一名地方官員及他的愛人，並和警方對峙。事件的始末也極其簡單明瞭，當天晚上六點多，一男一女兩個中學生推著自行車走在斑馬線上，擦到了一輛黑色車的照後鏡。車上坐的該市花山區旅遊局局長汪國慶下了車，賞了男學生一巴掌，附近賣西瓜的小販說︰「我站在他們對面50米處呢，都聽到了大巴掌的聲音，真的聲音很響」。開車的女性也從車上下來，張口就說︰「我是機關幹部，我知道你們是二中的，我找人到學校整死你們！」

人們圍了上來，居民說：「大家連世界盃都不看了，都被高呼的喊聲給吸引過來了」，圍觀群眾至少三四千人，西瓜和磚頭紛紛飛向了局長座車。近四個小時後，當地一把手馬鞍山市市委書記鄭為文趕到了現場，做出四點承諾，汪國慶被就地免職。但是群眾沒有散去，更和鎮暴警察發生衝突，最後被催淚瓦斯驅散。

和中國各地不斷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相比，「六一一事件」其實是個小案件。2005年，安徽池州「六二六事件」，同樣因為一起車禍，上萬群眾砸了派出所和四輛車，多名警察受傷。2008年6月28日，貴州甕安縣因為一起女學生溺水死亡案件，數萬民眾圍攻了公安局和黨政機關，縣委大樓被燒毀，騷亂延續了兩天，這是著名的「甕安事件」。去年6月17日，湖北石首縣一人墜樓死亡，引發數萬群眾連續多天與警方發生衝突，是為「石首事件」。

為什麼一件突發的「小」事故，會演變成「大」暴動呢？不是因為6月的中國特別躁熱，而是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對立：基層群眾對官商權貴的憤怒與敵意，積壓的既深且久，往往因為一兩段謠言、一兩句妄語就引燃成燎原大火，難以收拾。這就是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所一直警告的「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趨勢的一個徵兆。

原本，中國各地不斷發生的上訪、維權案件，當事人往往都是依循中國政府頒布的政策法規，要求官方加以落實，他們使用的語言也往往是官方慣用的話語，他們的目標也不是打倒誰、推翻誰，甚至不是主張什麼「普世價值」、「天賦人權」，就只是要官方依法辦事，呼喚官僚隊伍中能出幾個包青天，替百姓伸張法律正義。不少研究者都說了，中國人民是很溫馴的，統治者只要做到他們嘴上、筆下的承諾，百姓通常不會要求更多的利益。

那麼，為什麼「順民」卻成了「暴民」？只能說是因為「逼上梁山」。更嚴重的趨勢是，除了偶發事件引起的騷動外，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也在增生蔓延。去年遭遇暴力拆遷的四川女性唐福珍，以自焚來表達抗議，這還是用暴力自殘。今年，卻出現多起的校園血案，對生活感到絕望的人，選擇用暴力殘害無辜者、其他弱勢者，讓人觸目驚心。6月1日，則是有男子持槍衝進湖南永州零陵區法院，開槍掃射殺了三位法官，同樣令人震驚。

本來，透過公民的維權奮鬥、政策倡議和各種社會運動，是有可能慢慢地在中國孕育出一個公民社會，一點一滴的改革這個不合理的體制。但是一方面這個孕育的過程艱辛而緩進，另方面，社會的不公正、權貴集團的壟斷支配，已經加速了中國下層社會民粹化、暴力化的速度。而在社會更為動盪的情況下，不是不可能出現一批政治人物，運用激進民族主義的旗幟來轉移民眾視線，也積累政治資本。

如果真有這麼一天，兩岸關係也不是不可能重現緊張。這非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台灣應該要認真想想，如何拿出方略辦法，來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健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