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自殺的悲劇，引起媒體普遍關注，在一片「新聞海」中，我倒是注意到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深圳人大代表楊劍昌的評論，他說如果政府特別是工會及早介入，果斷行動，（員工自殺）情況就不會這麼糟（根據BBC中文網報導）。這話說的完全正確，講到了要害，不過，在這裡我要談的不是工會，而是楊劍昌。
 
楊劍昌是廣東省深圳市的人民大會代表，其他的身分包括深圳羅湖區工商分局消費者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媒體報導的維權鬥士和曾經的下崗職工、眾人眼中的怪胎。
 
他揭發自己服務的國營公司以逃漏稅方式發放員工福利，結果不但被毆打，更被迫下崗。作為下崗職工，他連續五年第一個旁聽報名人大開會。到消委會工作後，處理民眾各種各樣的投訴：建商詐欺、美容毀容、新居漏雨等等，還被黑心地產商控告，毆打、車禍等事故接踵而來。楊劍昌另一個「創舉」，則是他曾用肉身阻攔他工作的分局領導搭乘的巴士，因為這批領導準備花稅金去外地開「總結會」，「放鬆放鬆」。他這一擋，替人民省了十多萬人民幣。
 
當上深圳市人代之後，他繼續從事消費者維權工作，推動羅湖區消委會創立消費者投訴維權的網頁，他在人大中則成了提案大王，甚至接受選民陳情，向法院反映司法不公的案件，引來了「立法干預司法」的爭議。

楊劍昌從一個好公民變成一個盡職的人大代表，這樣的例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非常多見，有許多人倒是從關心時政的好公民變成了反革命罪犯或是異見份子。

今年五月楊劍昌再度連任，繼續成為300多名深圳市人代中的一員。根據中國的人代制度，楊劍昌是由羅湖區人代間接選舉當選的，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楊劍昌經驗」能不能複製，怎樣的條件下可以複製，讓中國的民主可以前進，是個大問題。

比較多討論的則是縣、區及其以下鄉鎮人代的選舉，因為這是由直接選舉產生的。依照中國《選舉法》，候選人提名有兩種方式，一是政黨和人民團體的「組織提名」，一是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的聯名推薦。那是不是想參選人代的人，找齊了十人連署就成了候選人呢？問題沒那麼簡單。

其中一個關鍵在於法律規定「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再「由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反覆醞釀、討論、協商，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這個醞釀、討論、協商要怎麼進行，會有什麼結果，自然是大問題。

不過，三十年來，不斷有「參選運動」出現。1979年《選舉法》實施縣一級人代的直選，不少大學生投入競選運動，有八人在北京市海淀區當選。87年李淑嫻在海淀區，92年曾建余在四川瀘州市，98年姚立法在湖北潛江市等也都先後當選過人代。2003年，深圳、北京、湖北、四川等地更出現進群體參選的現象，知名的維權人士許志永等人當選，許志永後來連任，至今仍是海淀區人代。

除了選舉，還有罷免。今年4月，湖南潊浦縣選民罷免了一位因案被判緩刑的人代，然而評論界普遍認為，這是官方動員型的「打死老虎」罷免，因為民意與官意正巧吻合，所以罷免順利通過，但是卻缺乏「複製」意義。多年來，在天津、湖北、深圳、新疆等地都有許多選民提出罷免案，卻遭阻撓而無法成立。

看到中國各地的這些民主案例，我們自然會想到，中國有沒有可能和台灣當年一樣，民主力量逐漸以合法選舉的方式在體制內生根、衝撞體制。或許，以中國幅員之廣、保守力量之大，很難如台灣一樣出現地方包圍中央的局面，但在一些地方或許有機會出現「民主割據」、「民主試點」，一點一滴的改變中國政治，直到水滴成河的那天。